□ 本报记者 宫礼

　　冒险农民“牛人”谱

　　昨天，本报报道的一则消息吸引国人关注：临泉县一个仅读过3年书的农民经过近20年潜心钻研，在一个农家小院内成功将56种果子嫁接到了一棵果树上。一棵树上能结出56种果子！？有人惊叹有人质疑，但许多人都惊呼：“这个农民太牛了！有想象力，太有才了！”

　　和这位安徽农民韩国平一样有才的，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有这么几位：

　　杜文达，安徽萧县人，媒体称之为“中国制造飞碟第一人”。初中辍学后，割草喂牛、扶犁种地。后来走出家门闯世界，他开过货车、下过煤矿、做过工厂里的机械工。缘于儿时的一个梦想，他将自己的“飞碟梦”投入实践，建立“飞碟基地”，先后造出4台飞碟。

　　韩国庆，安徽安庆人，媒体称之为“飞机狂人”。16岁起迷上了飞机。2003年8月，韩国庆花费10年时间发明的“飞机Y型进气道管状梁结构”获国家专利，耗资数十万元，利用这个专利技术自制了一架飞机模型，取名为“国器”参加珠海国际航展。

　　陶相礼，安徽阜阳人，媒体称之为“超强牛人”。一个仅小学文化程度的安徽农民用铁桶造出了一艘长6.5米、重800公斤的潜水艇。

　　岳兴林，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一个偏僻的村庄，在2003年9月造出了自己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在第一架飞机“龙鹰一号”失败后，他没有放弃，准备着手制造“龙鹰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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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碟、飞机、潜艇、56种果子集于一树，这些看似与农民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被安徽农民创造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一桩桩新鲜事出炉后，人们在最初的新奇感消失后，开始反思更为深层的东西：在现代科技分工如此细致的前提下，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像堂吉诃德一样“一个人去战斗”，到底意义有多大？是个人理想的合理释放还是单纯的炒作？这样的行为是应该提倡还是打压？它代表的究竟是象征意义还是现实作用？

　　缘于自己的梦想

　　一个仅读过3年书的农民经过近20年潜心钻研，在一个农家小院内成功将56种果子嫁接到了一棵树上。这个农民就是临泉县张营乡八里庄村的韩国平，今年50多岁的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硬凭着自己那股钻劲，妙手嫁接出这棵“神奇之树”。

　　而说起杜文达造飞碟的梦想，还得回到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还在上小学的杜文达在叔叔家看到一本《科幻》杂志，神秘的飞碟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与幻想，当时只有10岁的农家孩子在心里埋下了关于飞碟的梦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杜文达的“飞碟梦”愈发强烈。2002年9月，杜文达研制出的“碟形飞行器”获得国家外观专利，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决定将自己的飞碟梦想投入实践。2003年9月，杜文达把自家的两间民房改为“车间”，建立“飞碟基地”，正式着手组装第一台飞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当年年底，他的第一台飞碟组装成功。一位农民成了中国第一名“飞碟飞行员”。

　　同样的，其他几位的壮举也几乎如出一辙地缘于“自己的梦想”。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语录：

　　造潜艇的陶相礼说：“应该尽一切努力去完成它，实现一个梦想！”

　　在第一架飞机“龙鹰一号”“自焚”后，岳兴林对媒体表示，他准备和合作伙伴们再造一架飞机，实现驾驶自己的飞机翱翔蓝天的梦想。

　　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类最可怕的不是战争和瘟疫，而是失去了梦想。这些安徽农民就是冲着各自的梦想，实践着自己探寻未知的行动。

　　梦想是有代价的

　　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杜文达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农民倾家荡产砸进74万元 造出载人飞碟器》。单单从这个题目来看，杜文达的艰辛可见一斑。为了造飞碟，杜文达只在家里留下够吃饭的钱，其余全都倾囊而出。2004年8月，掏空了所有积蓄的杜文达开始出现资金问题，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是借来的。

　　而在北京的陶相礼，是因家庭贫困，十几岁时就不得不出来打零工。为了造潜艇，他从自己打工的积蓄中拿出了数万元。而现在，潜艇造好了，他却面临着无处下水试验的困境。

　　在韩国庆家里，除了一台电脑和一个小的液晶电视外，记者就再也找不到一件奢侈的物品了。这个约80多平方米的套房是水泥地板，墙壁没有粉刷。韩国庆说，他制造飞机花了很多钱，“孩子在读书需要钱，还有个年迈的奶奶要养。有时候想想自己挺不值得的。不过又一想，这毕竟圆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梦，就算苦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

　　为梦想苦寻出路

　　“龙鹰一号”失败后，岳兴林几乎放弃了自己的“飞机梦”。“主要是受资金的限制。起火只是意外，并不意味着我的失败，放弃也是暂时的。”岳兴林说。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私人造飞机”的点滴信息。“‘龙鹰二号’的雏形已经在我的大脑中成型了，但因为没有资金，一直没有进入动手阶段。”岳兴林说，他心目中的“龙鹰二号”是一种“傻瓜直升机”，如果能造成，在广告、航拍等方面应该是有实用价值的，因此他希望能与人合作或者得到别人的资助。

　　20余年，杜文达已经为制造飞碟花掉了七八十万元，但他说：“有明天买材料和吃饭的钱，后天我都不想，想太远了，就像电脑内存一样，占空间！”他有意选一个机械或航空院校实实在在地学一下，把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得到理论认可和验证。“技术创造就像生孩子，肯定有适合自己的价值，不会一直在手里窝着。”他说。

　　陶相礼和他制造的潜艇

　　杜文达造的飞碟孙原 彭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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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冒险，值得吗？

　　“赞誉与指责，几乎是同样多。”像制造潜艇的陶相礼，有人评价为：“太牛了，人民的创造力果然是无穷的！”同样，也有人骂他吃饱了撑的。

　　像所有怀有独特梦想的“超级农民”一样，杜文达、韩国庆们也是在光荣与诟病的双重压力下独自前行。

　　虽然杜文达先后参加了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威尼斯国际航空展、世界华人UFO研究会。但伴随光环而来的非议，从来没有少过。特别是随着媒体报道，社会上不少人“农民造飞碟无异于瞎胡闹”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杜文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对于这些追求个人梦想的人，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家人的不理解，更多的是社会压力。

　　时评作者姜文兆是这些“超级农民”的批评者。他说，中国农民“不仅是飞机潜艇，就连专家们都尚未涉足的飞碟也敢‘问津’”，“浪费金钱又劳神耗力造出的‘飞机’，除了十分有限的一点点‘自娱’作用，基本上就是制造了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非智者所应为！”根本不值得广为褒扬或引为表率。

　　省社科院崔老师说：“其实，公众舆论的任何极端态度，都让人无法全面接受。最现实的立场是，把他们的梦想进行消解以简单化：他们不过是在实践自己的兴趣而已，就像有的人练习书法有的喜欢下棋一样。面对多元化背景下的个人兴趣选择，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社会标准来要求，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模式的权利，而理想和爱好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我们应鼓励“做梦”

　　“我们应该鼓励‘做梦’。”知名诗人莫小邪说，像杜文达等人“异想天开”、受尽挫折仍坚持自己的梦想，“至少有人在这样偏僻的乡村里，为自己的梦想进行着这样异想天开的尝试，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时评作家余衡说，有梦是一种活法，没有梦也是一种活法。如果没有梦想，那就不会有爱迪生、诺贝尔，也不会有李白、杜甫，甚至春上村树和毕加索。有梦的人当然有很多烦恼，但有梦的人是在创造生活，因此生活本身也会有意思得多。发明创造经常是专家的事情，但是一个普通人如果将自己的梦做成了，那么他也可以成为专家。谁说农民不能梦想呢？

　　“农民无拘无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曾在农村做过多次调研的我省学者王开玉说：“农民的人生规划、业余兴趣的丰富性都与城里人完全不同，比较容易萌发飞行这种原始冲动，有着足够堂吉诃德式的执著。具体到安徽农民，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们更有精力去寻求个人价值的表达与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另类的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为了实现梦想而不懈奋斗的执着。即便飞机上不了天，也可唤起社会对少数个人特殊行为的接受和容忍，这就是农民造飞机、造潜艇的社会意义所在。”

　　由此可见，我们对冒险的接受和宽容，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注：请图片拍摄者联系本报，领取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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