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一得之言

　　YIDEZHIYANY

　　广州市文化局长陶诚日前作客广州电视台“行风大家谈”节目，虽然他的气质十分儒雅，态度也相当诚恳，但还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观众和主持人近两个小时接二连三、不留半点情面的“投诉”和“质疑”，让整个演播大厅充满了“火药味”，也让这位“儒将”有点招架不住（7月29日《新快报》）。

　　尽管我对陶局长很是同情，但还是认为，他所遭遇的这次尴尬，对推动广州市的文化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来自观众的压力，以及通过电视传媒放大后所产生的舆论压力，都会转化为他解决问题的动力。而且，由于他是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被“质疑”的，所以在这种“电视对话会”上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很难被用虚应故事的方式搪塞过去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他下一次什么时候出席这种节目，以使公众有机会听到他对“质疑”的回复？其他局长，比如教育、卫生、公安等和市民生活更密切的局长会不会出席这样的节目？市长会不会出席这样的节目？简言之，如果这种“电视对话会”能够常态化、制度化，那就可以成为市民参与市政管理以及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但如果这种对话会仅仅是偶一为之，那就不过是一个噱头，意义是不大的。

　　一般来说，对官员或一级行政机构的监察与督促，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上级；二是专业机构；三是人大、政协；四是媒体；五是社会公众。在这五个方面中，前四个方面，由于始终面临着无法打破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容易变相互监督为相互交易及其他因素等，效果是不够理想的，腐败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就是证明，而只有公众能够通过某种形式直接起来监督政府和官员，才能克服这些弊端。在我看来，“电视对话会”就是这样一种“直接监督”的好形式。

　　笔者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规定，凡是需要经过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官员，主要是市长和各局局长，每月参加一次这样的电视对话会？对话会要现场直播，而现场的观众则应该从报名者中用抽签的方式随机产生。反正中国官员的日常工作也无非是文山会海，每月花两个小时和公众会一会，应该毫无问题。

　　“电视对话会”和前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搞的大接访是不一样的。因为接访虽然也是民众和官员面对面，但仍然是以解决个案为主，而且民众究竟提了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解决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等至关重要的信息，仍然处于官员的掌控之下，而官员只要能够垄断信息，他就不会感到有真正的压力。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对话会，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一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不是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提问具有不确定性，才会迫使官员全面地了解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任何的疏漏，都可能会在对话会上被观众当场提出来，而使自己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次陶局长为了使自己免于尴尬，甚至“把文化局各处室的负责人以及各区文广局的‘一把手’们都邀来陪他‘坐镇’，解答各类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常性、制度性的“电视对话会”还会有许多其他附带的好处。比如它会成为考察干部的一个有效方式，官员对自己工作了解掌握的情况，决断能力，反应能力，乃至口才和风度等等，都会在社会公众面前暴露无遗；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对话会，也还会成为训练社会公众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我想，如果假以时日，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民主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