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丹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在查办一起职务犯罪案时，意外发现该案背后隐藏着一个下连破产企业、上牵审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中间串联着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的“腐败链条”———天津多名主审破产案法官因此落马。大家应该还会记得，2006年深圳中院5名法官在同样的“腐败链条”上落马，轰动一时。从深圳到天津，两地法院均属全国企业破产清算审理的试点法院，破产拍卖领域成为众法官的“滑铁卢”，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破产，是企业法人退出市场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当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将通过人民法院的破产程序来清理债务，宣告认定企业法人从此“寿终正寝”。企业破产涉及大量人员、资产、资金的终极分配，以及疑幻疑真、纵横复杂的债务纠纷和债权申报，这使得破产过程将牵涉众多对立的利益关系。说实在的，当企业主动或被迫走上破产之路，此时企业所剩余的资产、资金已是块恒定的“蛋糕”，企图再把“蛋糕”做大那是奢望，你分多一点，必将意味着我分少一点。因此，抢占最有利的瓜分格局，成了所有债权人孜孜以求甚至不择手段以求的目标。

　　谁都想在破产案件中分一杯羹，可惜的是，其中竟包括本应一手举着天平、一手拄着利剑的法官。天津落马的一个法官在“忏悔书”中表示，“我帮了他(指行贿的清算所)这么大的忙，他又挣了那么多钱，我收点也正常。”由于破产清算是“不需要很多成本，却稳保收益”的活计，因此，掌管清算管理人指定权的法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律师们公关的对象。这种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南北两次法官落马事件中表露无遗。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官则是正义底线的守护神。如果说官僚腐败弄脏的只是水流，那么，法官腐败则祸及水流的源头。

　　几乎在深圳法官落马案事发的同时，2006年，中国最高立法机构高票表决通过了新《企业破产法》，并自去年6月1日起施行。新《破产法》的诞生，打破了过去行政干预过重、行政意志淹没一切的困局，取消国企政策性破产的“特殊照顾”，并引入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管理人制度”。但是，在急于摆脱行政力量干预的同时，法官对与破产企业相关的利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却没有得到有效限制和纠偏。法官依然主导大局，清算企业管理人，类似于以前的清算组，由法院指定；对管理人的异议或更换，必须向法院申请并获得同意。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中，“合议庭”、甚至某个法官则成为了“法院”的代名词。主审法官权力过大，没能得到有效制约，案件审判过程不透明，使得本应独立于任何第三方的清算组(管理人)，实际上沦为不法法官牟利的工具。在天津法官落马案中，行贿人名下的拍卖行负责拍卖其本人的清算事务所代理的破产案，这看似有悖常理的状态却能维持运作多年，归根到底就在于监督的苍白无力。

　　当年深圳落马的多名法官，不少在先前还是留下了口碑的，其下场实在让人不胜唏嘘。今日，同样熟悉的情节再度上演，那恐怕就不是某一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