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

　　7月30日，“维珍银河”太空游大中华区独家代理商胡润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已交纳订金的成员中，共有2名香港富豪和1名台湾富豪，而重庆一女富豪已登记拟游太空。（见7月31日华龙网）

　　重庆女富豪的飞天计划一经披露，网上立刻有人指责谩骂，有人鄙夷不屑，甚至有人诅咒女富豪“当心上去了下不来”。笔者不解，如此容易被富人的财富和他们支配财富的方式激怒，这样的社会心态是健康的吗？

　　飞天对于人类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历险，在体验人类文明所能抵达的高度的同时，也在挑战自我的精神和体能高度，因而飞天其实是藏于人人心底的一种情结，只不过囿于飞天的成本太高，多数人无法圆其梦想罢了。既然大家同此梦想，富豪们有条件圆一下梦大概也不是不可饶恕之事。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价值多元和渴望文明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存在独特癖好和异乎同类的价值取舍，时代越精彩，个体的渴望与梦想就越容易被激发出来。既然社会能理解孜孜不倦研制土飞机的农民，能容忍倾家荡产幻想“水变油”的富豪，就说明我们完全能认识到梦想对于人类的意义，明了精神对人类的重要性。同样，遨游太空由富豪或平民来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映了地球人对未知世界的窥视渴望。

　　我想，只要财富来源没有问题，经得起程序拷问，而且其财富支配没有危及公共的成分，富人选择何种消费方式，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诚然，贫富差距过度悬殊，靠钻政策漏洞和投机方式发家的富豪越来越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确有一些富豪靠勤劳和奉公守法成为巨富。诚然，我们希望富豪能懂得回报社会，但我们却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必须恪守道德自觉。更何况，行善和消费没有必然抵触之处，渴望飞天和热心慈善可能并行不悖，而如果掐灭了她飞天的梦想，说不定也同时掐灭了她向善的热情。

　　对女富豪遨游太空的诟病，还让我想起了某地针对低保户出台的一项措施——凡是发现低保户家庭买手机或者养宠物的，将面临取消低保资格的风险。这个政策无疑触犯了低保家庭的权益，低保是救济、是权利，而不是恩赐，只要收入符合低保范围，他选择怎样生活就是他的权利，只要他喜欢，大可以节衣缩食买手机、养猫狗，剥夺了他的低保权利就等于干预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而将这件事倒过来看，富豪也同样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她挣的钱可以拿到阳光下检验，富人和穷人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其实并无二致。而对贫富两极的粗暴干预，是否说明了当下社会对于财富分配的某种极端思维呢？人们不能接受任何形式任何群体的“炫富”，对“炫富”的零容忍，充分暴露了公众心态的浮躁和失衡。

　　可以肯定，和重庆女富豪计划一同飞天的香港富豪，将不会陷于同样的窘境。一来他们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财富来源取得了足够的社会认同度。二来成熟健康的财富伦理以及法律对私有财富的保护，决定了社会对所有个体、包括对富人生活权利的尊重，干预他人生活方式等于干预私权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个方面，内地公众确实有认真反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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