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伟

　　在人民调解“握手”的标志下，一对闹离婚的年轻夫妻正在接受人民调解员耐心的劝解。与法庭上剑拔驽张截然不同的是，现场的气氛平静和谐。一个小时后，两人手挽手离开了……这一幕不是发生在司法所，而是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院设立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据介绍，把人民调解室“搬进”法院，是湖南省法院系统的创举，目的就是大力加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更好地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在今天召开的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人民调解室“搬进”法院的做法成为会议推广的经验。

　　人民调解室“搬进”法院

　　街头、田间、炕头……“东方一枝花”总是出现在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排难解纷。然而，人民调解室“搬进”法院，这还是“头一遭”。

　　“这项新举措出现在2007年4月。长沙市雨花区区委在雨花区法院设立了‘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负责法院与诉讼外调解机制之间的工作协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吴文华介绍说，这项举措刚开始实施时，普通百姓以为这就是法院增设了一个部门，好长时间没有人上门，人民调解员几乎处于“失业”状态。

　　“后来，经过我们宣传，情况大大改观，每天来调解的人络绎不绝。”吴文华分析说，人民调解最大的优点就是高效、便捷、免费。举个例子，打一个普通的民事官司，一审加上二审，前后一般需要花费1年时间；以一个标的额为10万元的民事纠纷计算，大约需要花费诉讼费1100元左右。而人民调解，也许就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更重要的是人民调解是免费的。

　　向前迈一步，可以进入法院诉讼；退后一步，可以化愤怒为理解握手言和。吴文华告诉记者：“如果我是当事人，我肯定也首选人民调解。”

　　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湖南省共有52个基层法院和230个人民法庭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受理的相邻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常见纠纷数量大幅减少，两级法院调解结案率明显提高。

　　 法官给人民调解员“普法”

　　“一场官司，三辈子仇。”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付春贤分析说，如果闹上法庭，吃了官司，当事人就可能祖祖辈辈不相来往，这一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

　　“但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往往注重情理和道德，缺乏法律知识，这可以说是一部分人民调解员的‘软肋’。”付春贤说，近些年来，陕西省法院注重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提高调解组织与工作人员调解水平和工作能力。去年，陕西省法院共开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1873次，培训人民调解员10922人次。

　　付春贤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前些年，陕西省略阳县白雀寺乡村民张某与李某素有积怨，一天趁夜色张某在李某祖坟上钉入一铧尖(耕地用的一种铁制农具，按当地习俗此行为意在诅咒李某的祖先)，李某请求调解委员会进行处理。当地调解委员会认为李某的请求于法无据，只对张某进行了批评。县法院的法官得知这一情况，立刻告知人民调解员，张某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构成了对李某的侵权。后来，在调解员的劝解下，张某主动认错道歉，并写下检讨。

　　实现法官与调解员的良性互动

　　“人民调解工作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促进。”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于大海认为，这两个工作千万不能割裂，否则矛盾就可能越积越多。

　　“我们法院内部设立联络员，根据区划特点将辖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分成若干小组，每个联络员联系一个小组，负责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传达最新的法律知识、审判工作发展态势。”于大海告诉记者，通过双向联络制度的建立，拉近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院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效性。

　　记者获悉，正是各地在不断探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2007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纠纷4800238件，调解成功率为96.6%；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自杀14655件，涉及18948人；防止因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40414件，涉及142061人。

　　本报牡丹江7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