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两性对立的女人》（下称《两》著）在系统考察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时，提出了一条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从男女对立中研究女性形象”。作者从恩格斯的经典社会历史学理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凯特·米勒特（《性政治》）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中外神话、传说、习俗等文化人类学内容，考察了男女性别对立的悠久历史，提出男女对立的“两大内容（生理对立、权力对立）、四种模式（男性自然生理的优势压迫女性；男性对女性的家庭专制；文化的意识形态歧视；男女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一个焦点（性的征服与被征服）”的缜密阐述体系，并有趣地指出，性别对立是一场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或“最甜蜜”、或“无比残酷”以至“疯狂”的战争。

　　《两》著一反传统的孔子的女人“祸水”说、曹雪芹的女人“水做的骨肉”说、波德莱尔的女人“罪恶的花朵”说等基本阐释模式，提出了“天性”说，列举了女人十大天性，即人性特征的“十个方面”：妙曼的曲线形体；柔弱性；“地母”本能；视爱情为生命；激情和幻想的气质；生养性；注重物质生活与细节；直觉本能；爱说谎；因婚姻而生的谨慎而躁动的赌性，等等。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形态在女性形象塑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了 “文化立场与写作姿态的差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事实上是对以下较为隐蔽的学术问题的延伸叙述：女性文学形象塑造中存在着歧化女性身体体验的文化合法性的现象。龙长吟还分析了一个有趣的写作现象：“男作家笔下男主人公常常拥有几个美女；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身边常常围着几个男性或私有几个男人。”在男作家那里，女性总是以“被看”的姿态出现的，如创造社后期作家叶灵凤、海派作家邵洵美的作品，写到女性形体时，“背后总是瞪大了一双贪婪的男性的眼睛”。这双眼睛，也长在郭沫若、茅盾的脸上。而女性作家则不同，一般她们不大关注女性的外貌，却极其注意女性的内心情感。

　　《两》著关于女性形象分类准确，方法可取。在引述了神话传说中女娲“超女性”形象，诗经时期“爱情女性”形象，汉乐府时期“离女”形象，唐宋以后妓女形象，明清时代的佳人形象五个阶段之后，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归纳成为感伤型、欲望型、叛逆型、浪漫型、苦难型、贵族型、革命型等七种类型，并在以女性形象为本体的前提下，研究了女性形象与女性实体的关系，女性形象与男权文化及文化建构的关系，女性形象与塑造者作家之间的关系，体系完备而科学，见解新鲜翔实。从研究方法而言，《两》著着眼于“把女性还原成真正的人”，追求一种“见‘人’见‘女’又见‘性’，见社会见历史又见生理”的女性文学研究。作者提出了一种良好的愿望：“通过本专题的研究，可以大大张扬人的主体性，激活人的本性，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有利于防止人种的蜕化，有利于人性的复归、张扬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