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红包”这个词最近越来越流行。继香港特区政府拿出700亿港币，以退税的方式给居民派发“红包”以后，澳门特区政府也拿出逾20亿元的盈余，给居民派发红利。然后是内地的东莞跟进。现在，广州番禺也拟拨470万专项款，向6类困难群众“派红包”。（7月31日《广州日报》）

　　“派红包”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人们喜爱红色象征的活力、愉快与好运。因此，“红包”之意不在内里的人民币，而在于一份心意、一种祝愿。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红包”我们照样活得很好。如果说港澳的“红包”还比较有这样的味道，内地的性质就不同了。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的明白，这是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 广州番禺也一样，是“补贴六类困难群众”。

　　两相比较，我们这些“红包”只不过是社会救济而已——而真正的“红包”应该是更高水平上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主要是对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目标是扶危济贫，救助社会脆弱群体，对象是社会的低收入人群和困难人群；而“社会福利”则是在政府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只要公民属于立法和政策划定的范围之内，就能按规定得到应该享受的津贴服务。由此观之，所谓“派红包”并不能很好地与政策举措相对应。

　　我们不少城市号称的“红包”，一是针对特定弱势群体，二是附加有一定的权责关系或户籍隶属，三是水平层次并不高。说到底，都只能称为救济或救助。乱贴红纸的结果，不仅夸大了社会福利的真相，而且充满着卸责的风险——政府救助是履行职责，而“红包”发不发就显得比较随意。

　　救助弱势群体不应动不动就称为“派红包”。明确救助责任、厘清救济义务，不仅是还原民生冷暖的需要，也是政府踏实工作的需要。就这一点来说，不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众，都要心知肚明才行。

　　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