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我10岁，读小学二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李，是东北人。她老穿一件阴丹士林蓝的大襟外套，扣子上总挂着一对栀子花蕾，发出好闻的香味。她常常在课上表情生动地讲她的家乡：人参貂皮兀拉草，棒打狍子瓢舀鱼，比我们这里既长又宽一张便可以包一个大粽子的粽箬，比我们这里粒大个圆的黄豆……可以听得出她非常爱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她怎么来的常州？我不知道，却没来由地认定她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而“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到我们这儿的。胜利这么多年了，她为什么不回去？我问过她。她深深地叹口气，幽幽地说：哪那么容易呢？她个子很高大，当时大概有40岁左右，也许因为饥饿，方方的脸骨棱棱的。

　　那年头，饥饿是普世感觉。卫星把粮食都放上了天，碗里便只剩下了健康粉——一种用稻草轧成的如今专吃正大饲料的牲畜都不肯吃的粉状物。用水把它拌透揉成团，然后滚上一层薄薄的米粉，放在蒸笼里蒸熟就成了所谓的团子——不能像真正的团子那样用水煮，否则就散成一锅糊涂了——一两饭票一个，再加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就算一顿。吃的时候，那粗拉拉的草粉刺得喉咙又痒又疼——写到这里仍觉得喉咙发紧——难以下咽，不吃又饿得难受。和这种糠团子比，糠饼就算好东西了。虽然是一样的原料，但那米粉是和糠和在一起的，在饼模里压成如今广式月饼的形状，虽然一样粗糙，但因为烤硬了，不会到嘴就散，经得起嚼，还有些焦香味，吃起来口感好得多。但因为和的米粉要比滚在外面的多才烤得成饼，所以供应量就比糠团子少，因而显得金贵。写到这里你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在馋涎欲滴的时候，把外婆给我的一个香味特别诱人烘得焦黄的糠饼珍藏了好几天。因为吃完就没了呀！

　　星期天下午，我和两个同学去——记忆在这里有些模糊——反正，我们仨去了学校到了老师办公室。

　　我们坐在她办公室叽叽喳喳的时候，李老师正在一面批作业一面不断喝水，还不时地用手按一按自己的腹部——这种动作我很熟悉也常做——为了让过于辘辘的饥肠安静一下，得到片刻的安逸。

　　至今我也说不清，我怎么会掏出那块珍藏了好几天的糠饼的。肯定不是因为高尚，也肯定不是为了拍老师马屁，因为我自小至今都没学会讨好别人，似乎是我的同学提醒了我——她们都知道我这块珍贵的饼，甚至还摸过看过——反正，我鬼使神差地把它掏了出来，说，我这儿有块饼。本来还想说，分一半给你吃吧。可老师看到那块饼眼睛放出的光吓住了我，我来不及再说什么，饼已经到了老师手里。我带着些懊丧，呆呆地看着她狼吞虎咽。她在2口吃掉了半个饼子后，忽然想起了什么，站起身，从身后的橱里取出足有一尺高的一大叠小人书（连环画）来，说，你们看书吧，又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说，你们喝水吧。

　　看到这么多小人书，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好了。我们仨非常快活地你看我看交换看地看完了那些看过和没看过的小人书。书的内容，除了一本胡万春的《骨肉》，全都忘记了。但那个下午却留在了记忆中。

　　暑假过后，班主任换了。说是李老师犯了错误：贪污了本该退给我们的代办费——那时的代办费每人才交2元钱，能退的就更少，估计加起来到顶也就10来块钱，能够买到一块全部用面粉做的当时所谓的“高级饼”——对于一个为人师表者，这个问题无疑很严重。可不知为什么，那时在道德评价上有洁癖的我却并不觉得她很可恶，我想，她肯定是饿得受不了才这样干的。

　　我再也没见过李老师，不知她是否回到了她的东北老家。在栀子开花的季节，我的心头会涌上些莫名的感伤，想起那个下午那块糠饼和那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