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安杰 本报实习生 李 磊 张 亮

　　公元2008年，岁在戊子。奥运与法治，这枝萦牵着中国人民梦想与期盼的并蒂花，双双迎来了百年梦圆之约。

　　由此回溯一百年，1908年8月27日，清廷正式批准颁行《钦定宪法大纲》。

　　两个多月后，尚未到不惑之年的维新皇帝光绪去世，在其留下的一道遗诏中，申告立宪为其毕生之志。

　　“世有万代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这是清廷启动立宪时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一道谕旨中的话，我们已经很难说清这道上谕中隐含着怎样复杂的意思，然而，不论如何，中国的百年法治之路毕竟由是开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危机重重，外忧内患，民族生死存亡只在一线之间。

　　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异常决绝的慈禧，两年后，面对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在西逃路途中即发出了一道变法上谕，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此后，晚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进行了将近10年的新政运动。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兵、改官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

　　其中尤为重要者，发生在公元1904年5月15日。

　　这一天，一个和帝国气质完全不同的机构开始运作：清廷“修订法律馆”开馆办事。

　　修订法律馆进进出出的，有身着顶戴花翎的臣工，还有一群刚从海外归来的年轻留学生。馆中为首的是64岁的著名法律专家沈家本。

　　由修律大臣沈家本所主持的晚清修律，是中国从封建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开端，清政府在短短几年中就修改、制定了几十部重要成文法典，初步建立了六法体系，确立了罪刑法定、人道主义等近代法律原则，基本上摧毁了中国诸法合体、律例兼行的法律传统。

　　与此同时，两股潮流剧烈地搅动着神州大地。君主立宪实践与民主共和诉求在同一起点，都开始加快脚步，都想超过对方。

　　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亡。自此以后，中国驶上了百年法变的历史轨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思想进步，制度革新，民族富强，前赴后继，谱就了一曲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梦想的交响乐。

　　同样是在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外国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设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国人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从百年前的那个奥运设问开始，到成功申办奥运，再到举国上下为奥运而全力以赴，奥运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中国。

　　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体育场馆的建设、道路的整修以及环境的治理上，更是体现在新闻舆论的空前开放、法律制度的更加健全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更加有力上！

　　时间的河静静流淌，百年的坚韧与华丽早已凝固为一首诗，百年路途上，我们且行且吟。

　　当我们回首百年前的历史脚步时，才会由衷领悟：中华民族命运的种子，原来在百年前早已种下。

　　百年前，国运羸弱，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年后，我们自己正在举办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奥运会。

　　百年前，法治不过是先行者呐喊的口号，百年后，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奥运与法治，因应中国大时代变革的背景，在这里，有了更为生动和直接的联系，它们书写的，是同一个强国梦。法治与奥运，共同见证和记载的是中国的百年崛起！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将一个历史事件与特定时刻嵌在一起，或者将之冠以“周年”———尤其是十或百整数的周年，往往被赋予惊醒与记忆的意涵，引导人们正视历史的延续与教训，回忆与思考。

　　2008，因其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交汇，尤其是奥运与法治的百年之约，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奥运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竞技，它还具有政治符号意义。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梦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中国的奥运梦想与中国法治的伟大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

　　秉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信念，为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充分展示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展示中华民族气质的奥运会，中国人始终在践行自己的承诺。

　　2008年7月8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因·维尔布鲁根向世界宣布：北京已经为未来奥运会设立了“黄金标准”。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欣慰和振奋。我们兑现了我们对奥运、对世界的承诺，我们使奥运理念更加丰富、更为具体，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世界认可，我们造就了未来奥运的“黄金标准”。

　　2008年8月8日，北京的夜空将明亮如昼，全中国人民将激动难眠。

　　在这个时空交错点，我们组织这样一期专题，其意蕴在于向读者展示在大时代背景下，奥运与法治的内在关联，回顾历史，展望法治的美好未来。

　　是以，法学院专刊与《法制资讯》编辑部共同策划在第9和12版推出“1908—2008：奥运与法治，同一个百年之约”专题。

　　本专题详细内容，请见法制日报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合办《法制资讯》2008年第7—8期合刊。

　　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