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枚图章”的前前后后
□特约记者 徐仲达
在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的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叙：“一家有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审批要盖126个批准印戳（即“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此类事件还在发生，我感到很羞愧，’江说，‘以这种工作效率我们怎么能期望外国投资者来跟我们做生意？外国投资者受不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一个处理类似事务的新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在朱基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有权对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任何合资企业进行审批。业务程序是‘一个窗口，一个公章’，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们称朱基为‘朱一敲’。”
这段文字中“126个批准印戳”就出自我在1988年1月21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通讯——《126枚图章仍未了》。20年过去了，回想采写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至今仍十分感慨。
“126枚图章”出炉记
1988年，我在解放日报农村部当记者，有一天我到近郊的宝山县采访。宝山县地处上海西北郊，毗邻上海最大的吴淞港区，港区内每年集装箱吞吐量极大。因为有这个优势，宝山县外贸仓储业发展很快。
在县政府办公室，我见到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钟乐尧。闲谈中说起了县外贸仓储公司与港商刘浩清合办华安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的事，“报批了一年多，盖了100多个图章，至今还没有着落。”
“要盖100多个图章？”我知道办合资企业审批很严格，但没想到会复杂到这种程度，立刻来了兴趣。在县外贸仓储公司，总经理李家骏向我介绍了华安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一年多来遇到的重重阻力。
刘浩清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港商，宝山县顾村乡人，出于对家乡经济发展的支持，他打算与宝山合办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从申报开始跑了一年多还没有批下来，前前后后盖了很多图章也办不下来。
“钟县长说已盖了100多个图章，肯定有这么多，我找人统计一下。”李家骏随即找来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张宝祥，叫他把一张张批复找出来，清点一下图章的数目。当天晚上张宝祥就赶到我家，告诉我已查实的有126个图章。我印象中他还出示了一份清单让我过目。张主任的高效率，也反映了县里希望通过报纸舆论促使项目早日动工的强烈愿望。
126枚图章之后的700和1000枚图章
1988年初，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江泽民同志率上海学习考察团赴广东学习取经，以加快上海吸引外资的步伐。减少审批环节，改变工作作风，成为当时上海吸引外资中亟须破解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26枚图章仍未了》稿件几乎未作任何改动刊登了出来。
发表后，稿件马上在上海以及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文章刊登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评论员文章《图章“传奇”》，第三天，李家骏打电话给我，说市里已派人来了解核实情况，“他们也怀疑怎么要盖这么多图章，结果核对下来还不止126个图章”。文章发表后我去松江县采访，县里一位干部对我说：“126个图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有一家乡办联营厂，图章从村民委员会一直盖到国务院有关部委。”在上海县又有人告诉我，县里有个合资项目，中方承办人为办理各项手续坐车来往于各职能部门之间，手续办妥，总行程约7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周半。
在《126枚图章仍未了》发表后不久，我在国内其它报刊上看到有“盖700多个图章”的报道，还有一篇据说一个项目“盖了1000多个图章”。
小插曲和大举措
1988年年3月11日，在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在报告中专门提到了 “126枚图章旅行案”，严肃批评某些部门拖拉、扯皮作风，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办事效率，谁受得了？外商怎么敢来？”
他讲到，年初在广东东莞县学习考察，这个县一年出口2亿美元，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办事效率高，与外商谈一个项目，敲图章只要一小时。刚到上海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朱基在会上说，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市政府打算成立一个权威的综合部门审批有关项目，并表示：“今后争取只盖一个图章。”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当时分管上海郊区的叶公琦副市长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放权搞活的政策措施；“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改革也在朱基的有力推动下加快进行。
4月初，我又一次来到宝山县，县长杨汝云高兴地对我说：“‘图章’发表后市委、市府领导都很重视，专门派人来调查研究，听取意见，现在与港商刘浩清先生合办的‘华安’公司审批步伐加快，图章了结在即。”李家骏告诉我，刘浩清先生特地打电话来，说“126枚图章”在香港反响也很大，商界的一些朋友一见面就议论此事。不久，“华安”终于动工筹建，并于当年11月4日举行了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港商刘浩清先生出席剪彩。
“图章”引发的反响只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小插曲，它的直接指向是我们滞后的思想观念和陈旧的管理体制，由此而来的是中央到地方调整机构、减少环节、压缩审批项目等一个个重大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