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丽萍

　　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座谈会上，市人大代表季宝红说：立法最要不得“高智商低情商”，仅有“法理概念”未必能有好的立法效果，法治的目标追求不能脱离“效果预期”。

　　众所周知，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出生的显性和隐性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人，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至6%。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人们误以为“非强制”就是“不必要”，全国婚检率由2002年的68.0%下降到2004年的2.67%。

　　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导向性作用，可见一斑。当初，法律专家们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主张取消“强制婚检”，竟遇如此“导向效果”，恐怕始料不及。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正在修订。假设有人砸了承重墙，扩大了房屋的实际使用面积，顺利通过交易登记，这会有什么后果？

　　据市房地局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本市住宅小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达千余起，损害房屋承重结构正成为新的和主要的投诉热点。为了限制“砸墙”，行政职能部门想尽办法，执行起来却不太“灵”，即便诉诸司法，砸墙的就是不恢复，“公权”又能把这个“私权”怎么样？建议定一个规则：不恢复，就暂缓交易登记。事关钱财，谁能不急？

　　有专家认为，“限制登记”缺乏上位法支撑。也有专家认为，“限制”既非“查封”，也非“剥夺”，只是程序暂缓，不排除改正后继续登记，国家大法并不禁止地方立法规定这种程序暂缓。

　　去年，徐汇区有218处违法搭建为房屋交易而主动消除了违法行为。既有这样的先例，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参考？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