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推行在即，专家又来东莞开讲座。美国在1799年就开始推行这一方式，我们在200多年后还没有什么苗头，当然要先探究一下原因。

　　“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素质整体不高。具体到东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当劳动报酬不合理时，工人大多采取怠工、跳槽等方式解决，很少想到团结起来与资方协商工资。”

　　又是一个我们听惯了的“奇谈怪论”。不知道专家有没有证据证明1799年，刚刚独立23年的美国工人都来自城市，而且都是在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上班。如果说工人来自农村、素质太低是工资集体协商难以推行的原因，看来我们还要再等上200年。或许应等城市化彻底完成、劳动力素质不再低下，再出台这种企业内的民主政策。

　　这样的论调在实践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就从专家的说法来看，其所能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无非是先要提高工人的素质，比如看看有什么热心人士或企业能够让东莞企业内的工人都先去读个大专。

　　专家本应该是客观的，但现在社会所认识的专家，很多却只分析皮毛的原因，而忽视真正的客观因素。真正的实践者才能看到实际的问题所在，东莞市劳动局局长陈汉驰就说，部分东莞企业已经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工会制度比较健全，工人素质比较高”。工人素质自然相关，这只是部分决定推行的效果，能不能推行则跟“工会制度是否健全”更加合拍。

　　笔者认为，能否推行、推行效果如何，主要是看第三方监督机构是否强有力，健全的工会制度可以成为强有力的第三方，如果是“现代化的工会制度”则更加高效。因为无论素质高低，只要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为工人“撑腰”，他们一定是弱势的；而作为“零和博弈”另一方的企业主，也天然地倾向于按自己的意愿给定工资标准。本身没有一个借以团结协商的良好平台，怎能倒打一耙责怪工人怠工和跳槽呢？

　　工人文化程度低是低薪的原因，这也是让企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受益数十年的“老本”。当我们谈到建立有益于他们的制度之时，工人“素质低”为何总成为一个拖延和推卸责任的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