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下着小雨，交通拥挤不堪，满街是人，许多受伤的人在路边呻吟，哭喊。救护车、警车呼啸着撕开人群，飞奔而去。垮塌的房屋，停水、停电，到处是一片凄楚景象。5月12日19时，当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傅小鲁带着第一批12名疾控工作人员来到都江堰城区，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大量房屋倒塌，下水道堵塞，垃圾遍地，污水流溢，人群聚集，社会组织体系被打乱，如果卫生防疫工作稍有差池，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甚至发生重大疫情。

　　危情时刻，消毒工作急需开展，工作量无比巨大，可当时的状况却是，没有水，没有电，消毒用的药物和器械极度缺乏，专业人员数量也太少。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几乎是历史的规律。但地震之后，成都市一直未发生肠道、呼吸道及虫媒传染病的疫情流行和群众性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现了次衍生公共卫生事件“零疫情”。

　　这，无疑是一场“奇迹”。

　　现在，让我们来回头看看，奇迹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快速行动 “谁也没有退缩”

　　5月12日14时40分，在通讯中断、不明情况的前提下，成都市卫生局紧急成立成都市抗震救灾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由杨伟局长担任总指挥，下设救援调度组、医疗救治组、信息统计组、疾病防控组、物资保障组等小组。这与成都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呼应。

　　震后成都疫情防控从哪些方面着力？成都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发出了指令。第一时间，疾病防控实现全覆盖；修订方案，确保灾后卫生防疫高效有序运行；即时监测，启动零报告制度；抢险救援，全面切断污染源；灾后重建，卫生防疫入组、入户、到人。

　　5月13日，成都市卫生局又调动1000余人的卫生防疫监督队伍奔赴救灾一线，医疗抢救、消毒消杀、食品卫生、饮用水安全等疾病防控工作全面展开。

　　地震当天，卫生防疫组就连夜编制并印发了《震后灾区饮用水供应及水质污染紧急处理方案》等5项方案，组建疾病防控应急和卫生执法监督小分队连夜赶赴重灾区一线。按照指挥部的要求，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3个区域和紫坪铺水库库区、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各部位为灾后卫生防疫重点。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库存的消毒药物和器械赶到灾区。晚上9时，都江堰大雨滂沱，疾控中心派去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即背起消毒桶开始对死难者遗体进行消毒。

　　这一夜，都江堰市下着大雨，冷，没有吃的，也没有地方休息——他们一直工作到凌晨。

　　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灾难，谁也没有面对过这样多的遗体。可是，职责所系，谁也无法退缩。他们不仅要承受消毒工作本身的压力和危险，还要承受面对在一瞬间就失去了生命的刻骨铭心的伤痛。守候在搜救的现场，守候在每一处需要防疫人员守候的地方——这样的守候是多么地令人揪心啊！

　　12日，防护设施一时还没有到位。没有防护服，没有口罩，也没有手套，队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坚持在各个搜救现场。在消毒任务重、没有水源可以配制消毒药的情况下，队员们需要摸着黑回到都江堰市疾病预防中心配制消毒药水。现场的搜救工作持续了多久，疾控人员就在那里守候了多久。

　　都江堰市卫生执法监督所61岁的陈明，40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不幸遇难，他精神几近崩溃，但卫生工作者的良知和强烈的使命感唤醒了他。尽管余震在不停的发生，雨在不停的下，尽管妻子的遗体尚未安置，尽管3岁的孙儿正生着病，全家10多个人尚无一个可遮风挡雨的窝棚，但为了更多的生命，他冲到了防疫的前线。

　　遗体消毒 逝去的生命让他们的心被撕裂

　　“15日，处理遗体31具，消毒面积16000平方米”；

　　“16日，处理遗体29具，消毒面积9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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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彭州市疾控中心党组书记周世根的工作记录。同时在龙门山上突击救灾防疫的有周世根和他的团队，一支由来自成都市、彭州市、双流县、青白江区等防疫部门的疾控防疫人员组成的盟军，共有126人。他们的工作日志上记录了这些冰冷的数据，但在他们的脑海里，有些记忆也许这一辈子都难以抹去。

　　5月15日，成都市疾控中心的王正洪与其他13名队员一起组成“龙门山救灾防疫突击队”进入灾区时，看到的是如此场景：垃圾成山，蚊蝇成群，池塘里冒着浑浊绿色的气泡，散发着阵阵腥臭。他们明白，首要任务就是尽快为遇难者的遗体、垃圾、水源、临时安置点及周围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消毒灭蝇，以防传染病的发生。于是，他们开始了连续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行动，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在一片寂静的废墟旁，停放着9具遇难者的遗体，他们仍旧保持着生前的姿势，双手抱头或挡在面前，而肢体已扭曲变形，闷热的天气让遗体发胀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队员们默默地走过去，启动喷雾器为死者仔细喷上消毒水，再将遗体轻放进专用袋，每一步都是那么仔细那么轻，生怕打扰逝者的安宁。

　　5月21日清晨，在银厂沟一处废墟旁，王正洪看到一具小小的遗体。那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静静地趴在废墟上，身上没任何伤痕，但身体已经发胀变形。望着小女孩向外伸出的小手，曾经花儿一般的脸庞被永远定格在那生命最后的一刹那，王正洪说他的心“被撕裂了”，泪水夺眶而出。队员们默默地对遗体消毒后，又为她理好衣服，用白布包裹好，送她安详地走向天国。

　　他们用10公斤水配150克消毒粉，对遗体本身和遗体停放处方圆5平方米彻底消毒，并迅速送上殡葬车拉走。

　　因为身负近80斤的喷雾消毒器，行走数十公里，穿着厚厚的隔离服，闷着不透气，队员们湿透了的衣物每天不知会被体温“烘干”多少次。而消毒过程中，药水把手套浸透，高浓度的氯制剂腐蚀着伤口，刀绞般的疼痛。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手套，手指就会肿得像胡萝卜。

　　记者看到，在他们有着红十字会标记的帐篷内，连防潮垫都没有，在这潮湿的山夜里，队员们常常睡得一身露水。

　　而在灾区的日日夜夜，危险也时时威胁着队员们。就在队员们为这个小女孩消毒后，脚下的大地突然颤抖起来，对面的山体大面积滑坡，就像被切割般缓缓滑下，巨大的岩石呼啸着奔腾而下，夹杂着尖利的锐响冲进河谷。只一会儿工夫，河谷中就浓烟滚滚，地面的石子像筛豆子似的跳动。队员们紧贴山壁，以防被滚石砸中。经过10来分钟的惊心动魄，山谷才恢复了平静。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似的，队员们继续前行……

　　保证饮水 危急关头反复思量的万全之策

　　地震之后，灾区的人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最危急的是都江堰城区。地震后的都江堰没有电，自来水厂不能投入生产，受损严重的管网也不具备供水条件；全市91个单位的自备供水和270多个乡村的分散供水，都亟待在确定水质安全后恢复供水。都江堰全市的几十万人都撤离到空旷地带，从汶川重灾区疏散出来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地汇集都江堰。大量的人群聚集区域垃圾遍地，人们吃过的碗筷等无法及时清洗，厕所内粪便堆积四溢没有水冲洗。在地震后的最初两三天，很多受灾群众不得不饮用没有经过消毒的河水或井水，甚至用碗和盆接取雨水来饮用。 此时此刻，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灾区的水质保障组工作人员保持了难得的冷静。

　　经过一个通宵的商议，从事饮用水卫生检测的专业人员陈俊、杜慧兰、刘斌连夜制订了《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震灾后饮用水供应及水质污染紧急处理技术方案》及《都江堰市灾后饮水卫生监测方案》。这些方案详尽地制订出了保障饮用水安全的实施细则，成为成都市特别是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等受灾地区处理饮用水污染的指导性文件。

　　水质保障组向都江堰市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提出了首先充分利用以深井水为水源的第二水厂，做好供水的消毒工作，调用消防车和洒水车为受灾群众送水，其次优先恢复以岷江为水源的第一水厂电力供应，保证第一水厂尽快进入运行状态的建议。

　　这时的都江堰城区，大量房屋摇摇欲坠，水管又出现破裂，一旦恢复供水，极有可能造成危房倒塌；同时，由于管网的破损，管道本身已经受到污染，而来自地震之后不可预测的各种污染，也有可能从水管的破损处渗入管网，造成供水的污染。这时，恢复供水及保障水质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切断通往居民住房的水管，实施分片供水，同时加强饮用水的消毒力度。因此，水质保障组提出了在城区重新铺设明管供水的方案。

　　从13日下午起，恢复都江堰市城区供水的工作，就围绕着这些建议迅速展开。14日，第二水厂开始向城区供水，部分居民安置点用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15日，第一水厂开始恢复了向都江堰市城区的供水。

　　恢复供水之后，水质保障组的同志又与两个自来水水厂的众多工作人员一起，迅速开展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监测。

　　对于自备供水单位，为了保证水质达到相关要求，水质保障组建议，采用间断供水的方式，加强消毒力度，保证消毒效果。

　　陆陆续续地，一个又一个自备供水单位附近的受灾群众聚居点上，有了方便清洁的生活饮用水，住在帐篷和其它临时搭建处所的受灾群众，结束了依靠消防车和洒水车送水维持日常生活的震后生活。

　　卫生部专门指派的饮用水水质检测专家王巍说，整个都江堰有超过1万人（次）在监督饮用水水质，采集了2850个水样。没有发现一例饮用水水质污染事件。

　　安置点 没有硝烟的持久苦战

　　进入恢复重建阶段，防疫工作似乎可以让人们松一口气。可是，那么多受灾群众聚集在一起吃喝拉撒，疾病的传染更容易发生。

　　一切防疫工作似乎都有些琐碎，但这是更为持久的苦战。

　　7月2日上午10时许，都江堰市在建的城北新区吉园安置点内，一派忙碌的景象。夹杂着尘土，一辆面包车停在安置点入口。身穿白大褂的熊建华跳下车，她来自成都市疾控中心。吉园1032间板房大多已竣工。每天中午，熊建华和同事都要去辖区内的板房学校监督午餐卫生。新建小学和紫东小学的师生们都被安置在了灌口镇辖区内的板房小学门口，孩子们午餐在学校吃。熊建华径直走向学校厨房督导。

　　半路上，一个头戴白帽、口罩，身穿围裙的妇女推着餐车迎面而来。她是这个安置点人员程凤仙。“让我看看里面装了哪些好吃的。”熊建华凑了过去。双层餐车上摆了6个铁桶。揭开上层铁桶盖，肉香扑鼻，原来是土豆烧肉。揭开另一个铁桶盖，是热气腾腾的烂肉豇豆。“饭菜很丰富，可为什么有几个铁桶没加盖呢？”熊建华话锋一转，“规定盛放食物的桶上必须加盖，现在天热有蝇虫，不加盖不卫生。”程凤仙急忙转身跑回食堂，拿着两个盖子又跑了回来。

　　熊建华每天的工作就是来监督诸如饭桶有没有加盖，厨房消毒是否到位等，“来之前，根本没想到这么艰苦。”她5月17日第一次到都江堰执行任务，熊建华穿起白大褂，拎起30多斤重的喷雾机背到身上，就开始了对垃圾堆、安置帐篷、水沟等地喷洒消杀药剂。“回家洗个澡，换干净衣服”成为她最奢侈的“梦想”。

　　成都市疾控中心彭柟和她的同事们被派到天彭镇的安置点工作。安置点居住着从山上跋涉下来的受灾群众。大地震猝然发生，一切都在忙乱之中，加之有的受灾群众卫生意识差，安置点环境卫生不理想，消杀人员匮乏。受灾群众的吃粮、饮水以及垃圾、粪便处理等都需要彭柟和她的疾控中心同事们一一去解决。她们不厌其烦地给受灾群众讲解防病知识，还把受灾群众组织起来开展自我教育和相互监督。她每天检查受灾群众的做饭流程，督促饭前便后洗手，做好饮用水和餐具消毒。

　　她还对群众自发自愿送餐的食品安全进行把关。有一天，双流某单位准备将做好的饭菜送进安置点，但由于交通堵塞等原因，这些饭菜已经在常温下放置了4个小时以上，其食品安全性已不能保证。彭柟对送餐者说：“虽然你们是好心，但好心一定要办好事，放了这么久的熟食可能已经开始变质，群众如果吃后拉肚子，你们也会内疚。”听了这番解释，送餐者心甘情愿地将食物带了回去。

　　彭柟能一口气报出她所管辖的村的各种数据，能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新兴中心学校有893名学生。当发现新兴中心学校开建的板式活动房教室和厕所之间的距离仅有2米时，她反复找到校长，和校方一起反复勘查地形、想办法，最后拆除了旧食堂 ，腾出了一小块地方，使问题迎刃而解。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王华庆给记者讲了一件几天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年轻男子到安置点食堂找工作，负责人问他有没有健康证，该男子说有，但健康证过期了几天，他被拒绝了。于是该男子来到都江堰市疾控中心，重新体检办证。王华庆说：“在每个受灾群众安置点，从事餐饮业者，要求都非常严格，目的就是防治传染病。”

　　长效机制 防疫战斗仍不容松懈

　　成都市灾后统计的法定传染病不仅没有增加，还比去年下降了不少。对此，傅小鲁的解释是：地震发生后，人们的卫生意识明显增强，更加注重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他透露说，目前发病率较高的主要是结核、乙肝及消化道疾病，但都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傅小鲁公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成都市疾控中心的阶段性评估结果：卫生防疫工作深入到村组，基层卫生防疫人员具有较好的防病知识和技能，防病工作和长效机制已初步形成；全市饮用水水质在地震前后无明显变化，灾区集中式供水安全、分散式供水安全……全市没有大传染病疫情发生，灾区防病实现阶段性目标。

　　下一步，加强长效机制建设成为重点，包括强化疫情监测，狠抓环境、饮用水、食品卫生，突出卫生防病重点督促指导，加强健康教育和爱国卫生工作。

　　目前，成都市正有力有序推进县、乡、村三级防保网络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充分发挥三级网络的作用，开展现阶段的卫生防疫。对都江堰、彭州、崇州三个重灾区迅速建立起市、乡两级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覆盖、无盲点”的灾后卫生防病工作机制。

　　据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伟介绍，由省财政厅补贴、市卫生局组织，在成都市重灾区的每一个村都配备一名卫生防疫人员。每人每月补贴600元，全市四个灾区共聘请卫生防疫人员1305人。除此之外，成都还将在每个村村民中挑选3-5人，专门针对重点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杀。

　　据介绍，成都市各级卫生系统统筹辖区内各种医疗卫生力量，发动群众，建立了以本地专业人员为骨干、以农村基层干部为主力、以外援专家为补充的疾病防控工作组和乡村卫生防疫队，每乡镇落实1个工作组，每村配备2－3名卫生防疫人员。在实行专群结合、分片包干、包乡包村的基础上，确保卫生防疫力量进村、入组、入户、到人，没有“死角”、“空白”。成都商报记者 张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