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11米，华尔街两旁很早就是摩天大楼竖立，街道如同峽谷，抬头只能望见一线天，数不清的大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纽约证劵交易所，美国证劵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是金融和投资高度集中的象征。每天成千上万的白领阶层融到这里上班。华尔街的铜牛像是金牛旺市的标志，是著名的美国旅游胜地。中新社发 金立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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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是全球金融精英寻梦的舞台。《独闯华尔街》一书的主人公陈思进，于上世纪90年代只身进军华尔街，历任高级金融软件工程师、美洲银行证券公司副总裁、加拿大宏利财团资深顾问等职务，成为在北美金融界成功立足的华裔人士之一。

　　在这本自传中，作者用平实但不失生动的文笔，将自己在华尔街十余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不仅让人领略到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枢的魅力，也将海外华人创业的酸甜苦辣如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金融精英们也是教堂常客

　　初到纽约那天，出于对华尔街的憧憬、向往与好奇，我曾怀着朝圣般的心，专程前往曼哈顿下城去一睹它的风采，梦想着能在那儿得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百老汇街与华尔街的交界处，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著名的三位一体教堂。这座落成于19世纪中叶的建筑，远在华尔街还是一堵破烂不堪的城墙时就已成为这里的地标。当时远航归来的船只，大都视它高耸的尖顶为欢迎进入纽约港的信号。教堂后花园的墓地里埋葬着五位知名人士，其中之一就是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立国先锋的经济主张，对美利坚合众国日后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距离墓地几步之外便是喧闹的街道，各种车辆日夜川流不息，反倒更加衬托出教堂本身的神圣与静谧。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位于三位一体教堂的正前方。相较于周围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这栋老房子却显得相当敦实而透着贵气。驻足于纽约证交所前，那幅在电视镜头里看到过许多次的场景顿时在我眼前闪现：宽条屏幕闪耀着债券报价，满地的废纸，手握话筒的记者喋喋不休地报道股票走势，交易员们旁若无人地吼叫咆哮……这无疑是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生活。回望教堂，我不禁猜想：在中午休息时，银行家、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们会不会走到几步之遥的教堂去做祷告，然后再投身到金融市场的血腥搏杀中去？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没错。后来，甚至连我自己都成了三位一体教堂的常客。不过我不是去祷告，而是因为每星期三中午那里都有室内乐队的演奏，有时自己一人，有时我约了同事一同去观看。音乐家们演奏的多半是巴洛克风格的曲目，优美的主旋律与丰富的和声听来使人内心沉静，似乎真的能起到镇静剂的作用。演奏家们的酬劳自然是由教堂支付，后者的捐款则源源不断地由华尔街的大亨们提供。据说他们每赚100美元，便捐10美元到教堂里，所谓“逢十捐一”，在这里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

　　华尔街上的三类中国人

　　今天的华尔街是全球精英众望所归之处，但回溯到20年前，这里还完全是美国白人的天下。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色人种才陆陆续续地进入，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得就更晚了。直到1997年左右，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兴起带动了华尔街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需要，中国同胞的面孔在华尔街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时还曾被《纽约时报》做了专题报道。

　　目前在华尔街从业的中国人，计算机专家必须懂金融(因为单懂计算机的职位大都被外包到印度、新加坡、俄罗斯等地)，做金融分析和模型的专家们也应该懂计算机，会开发软件。总之，所有人都必须“一专多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华尔街继续生存下去。

　　有统计指出，在华尔街主流公司资深的从业人员中，有中国背景的时下大概有800到1000人。所谓资深，一般指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10年以上者。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其中又可粗略地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类人的总数估计在600到800名之间，他们的年税前收入一般在18万美元到20万美元，我可以算这部分的典型。第二类入门要求很高，至少得是名牌大学的数理博士，底薪一般在15万美元到18万美元；如果业绩好，奖金可以拿到8万甚至10万美元以上。第三类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像有些自己做投资公司的，不管规模有多小，哪怕一个人，都很容易引起国内的关注。至于收入就难说了，少的每年也就三五万美元，和大多数在美国开中餐馆的小老板差不多；多的可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所以才会有“下不保底，上不封顶”一说。 “千金一发”的“地中海”一族

　　美国大公司里的“阶级斗争”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进了华尔街后，我很注重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经常和他们套近乎。不久，整个楼层里的同事基本上都认识我了。

　　这天，我走进电梯见到同事理查，便很自然地向他打起招呼来。没想到这位先生看着我，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很好。但我认识你吗？”我起初觉得非常诧异，大家在一起工作个把星期了，怎么离开办公室就翻脸不认人了？可再仔细一看，不是别人翻脸不认我，根本是我自己认错了人——对方的模样和我的同事实在太接近了，不光身材像，脸型也像，最滑稽的地方则莫过于他们的发型：头的顶部光光的，越往下，头发长得越密实。对于留这种发型的人，我私底下都戏称他们为“地中海”。

　　出过这次丑后，我便开始特别注意起周围的同事来，结果发现谢顶的人当真不少。在整个华尔街，“地中海”也堪称一大景观，头发的多少则往往和级别高低、工作压力成反比关系。就拿我所在的投资银行这一行来讲，公司里最令人羡慕的工作要数交易员，而作为代价，这批人多半在30岁出头就加入了“地中海”一族的行列。

　　仔细想来这也不足为怪。由于股市瞬息万变，交易员们必须时刻神经紧绷，好多人还要做全球交易，跟踪其他国家的股市，以致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如此长年累月下来，头发能不掉吗？他们每天的辛苦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承受的压力也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当然，挣到的钱也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真可谓是“千金一发”啊！

　　 股市下跌，同样生财有方

　　刚进华尔街时，我所在的小组一共有六个人，老板“黄”和四个同事都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屋子里有一台看上去怪怪的电脑，它有着很特别的键盘，小小的荧光屏上同时显示着几个平面坐标，上面的图像和大学时学的积分图形有点类似。每天上午一过九点半，这些图形就好像睡醒了的小孩儿似的，不停地上下跳动起来。不过因为刚上班，大堆任务压在身上，我一时没顾上研究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很快发现，每天只要那些图形一“活”起来，几个同事便心神不定，每隔几分钟就要瞅上一眼。后来终于有人告诉我，这台电脑就是著名的Bloomberg终端机，上面显示着股市的各种即时信息。那些图像所反映的可能是某个指数或者是某一支股对应某个指数的表现。每当股市上涨时，同事们就“Yeah！”地大叫一声，那一定是他们买的股票赚了；而当他们唉声叹气的时候，那就多半是因为股价下跌而亏钱了。

　　有意思的是，对于图形的变化，“黄”的反应经常和大家不尽相同。一天午休的时候，我悄悄问他：“为何股票下跌时你反而高兴呢？”对方微笑着回答：“不懂了吧？我卖短。”“卖短？什么意思？”于是，他便给我上了关于买卖股票的一课。

　　一般人买股票大都希望低买高卖。看好哪支股，当然就希望它不停地上涨，到时卖价减去买价就是所赚的，自然而简单。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要是对某家公司不看好，觉得它的股价今后应该会跌，聪明人就可以选择“卖短”。也就是向股票经纪人借来那家公司的股票先卖掉，等行情跌了再买回来，股票价位的差价就是所赚的钱。“黄”经常做“卖短”，所以股票越跌他越高兴。

　　这听上去不是很酷吗？无论股票涨与跌，不都可以赚钱了吗？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和我同组的戴维是学金融的留学生，毕业后雄心勃勃，打算借股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就回中国发展。当时的华尔街刚从熊市中恢复过来，我们隔三差五地相约共进午餐，每次都会交流些最新行情。每当我问起他的斩获，对方只是神秘地笑笑。我想，他一定正春风得意吧，不禁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和他一道大展宏图。

　　然而好景不长，我逐渐发现戴维吃饭时变得有些心神不定，不停地盯着电视，话也不愿多说。看着节节上升的股市，我突然意识到：戴维一定在“卖短”！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开口告诉我，很多股票价位他怎么看都觉得太高，像有些公司刚上市，一分钱还没赚呢，怎么可能卖到50甚至100美元呢？于是他就一直“卖短”，其中有一支是60美元一股卖掉的，岂料不到两个礼拜，那支股竟然涨到了80美元，他硬撑了两周，又涨了20美元。眼看实在没有任何下跌的迹象，只能咬牙买进了断。事后掐指一算，单就这一笔就亏了4万美元。这样一通折腾下来，难怪他会垂头丧气地向我抱怨：“回国发展的计划看来要推迟了！”(陈思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