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纵论

　　近日，北京市政府发文指出，政府信息如果无法公开，应该做好答复预案，向公众说明理由。

　　（8月3日《新京报》）

　　公民对政府信息的咨询，是一种“问政”。对公民有问必答，应是政府必要的品德之一。但毕竟有一些政府信息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事项不能公开。不公开后怎么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北京要求向公众及时说明理由，也正是一种“答”。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公众对信息公开的关注在持续升温。然而“条例”也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需求。比如《南方周末》7月10日报道，新法实施两个月以来，各地的“信息公开第一案”纷纷遭遇信息不公开、诉讼不立案的尴尬。而“信息不存在”“属于内部信息”等则成了不少政府部门推托信息公开的最常用理由。

　　正是基于新法实施以来所遭遇的尴尬，所以有了北京“不公开需说明理由”的规定。但对以“信息不存在”“属于内部信息”为理由，拒绝公开原本应当公开的信息之时，单靠“说明理由”并不足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反倒有可能成为信息拒不公开的借口。因此，不公开固然需要“说明理由”，但如何使“条例”免于被一个理由架空，使应公开的信息找不到不公开的理由，仍是我们在“条例”施行三个多月后必须正视的问题。

　　与许多国家的信息公开法相比，我国目前信息公开条例有三大不同：一是在法律层级上是条例而不是法律；二是规范的信息公开主体，不包括立法、司法机关；三是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所以有学者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条例中部分条款的模糊性，把本应该公布的信息作为“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信息，而“合法”地故意隐瞒。如果说事实证明了当时的担心不无道理，那么它也显示出对于如何弥补条例的不足，我们仍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仅仅是“说明理由”，不是关键的救济制度，最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应公开的信息不因一个“理由”而拒绝公开，亦即让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找不到一个可以不公开的“理由”。（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