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模式本身不是法治社会的产物，而和官吏个人的道德自觉及权威人物的支持密不可分。

　　8月4日《新安晚报》报道，安徽省砀山县干部作风、部门行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两风办”)是一个只有11名工作人员的非常设机构，却在短短数月内掀起了这座县城的吏治风暴。在一次检查活动中，“两风办”判近七成的县直机关单位“不及格”，其中政法委、法院、人事局等部门得分都低于60分的及格线。此外，这个机构还公开通报多名实权部门负责人，建议开除多人。

　　砀山县“两风办”掀起的吏治风暴，对于革除当地官场不良风气有一定作用，并且可以在短期内改变当地官员的一些陋习和弊病，让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责任意识，在现有体制下，这种模式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过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砀山“两风办”短时间内取得的成效，仍然摆脱不了“能吏”模式，即权威人物大力支持，具体办事的官员具有极高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意识，两厢作用之下效果立现。安徽省委党校科社部副主任汪兴福就认为，“砀山‘两风办’的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主要有三个因素：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支持，‘两风办’敢得罪人及其自身建设过硬，而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并赋予‘两风办’足够的权力，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砀山“两风办”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能吏”模式本身不是法治社会的产物，而和官吏个人的道德自觉及权威人物的支持密不可分。这种模式下取得成效的例子很多，这在封建社会的“清官”、“治世能臣”身上就早有体现，在当今一些官员身上也有表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就是这个模式的典型代表。仇和在宿迁及昆明的一些做法，和砀山“两风办”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权威人物支持下，权力自上而下寻找突破，从而打破官场中存在的潜规则和不合理因素，重塑官场风气。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什么事情主要领导一重视，就很快解决了。”

　　如此说来，无论是砀山“两风办”模式还是仇和模式，都没有跳出人治的桎梏，和法治建设没有多少关联，虽然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能让这种人治下的成效变成法律制度下的长效机制，哪天领导换了，上面不支持了，就难免“人亡政息”。

　　而在法治模式下，公众则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官员形成压力，让官员不敢以权谋私，这就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只有这样，“能吏模式”才会走出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