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中国说

　　2008年3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取火仪式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新华社记者 戚恒摄

　　舒圣祥

　　梦想了很久，申办了很久，筹备了很久，又等待了很久，终于，我们迎来了这一天。

　　上溯自1908年，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上发表的“奥运三问”，自此已全部获得了满意答案。由此“三问”所凝聚的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两次在美国洛杉矶实现，并最终在今天的北京走向圆满。

　　“奥林匹克”这个音译的迷人洋词，在今天的中国早已妇孺皆知，而在百年前“奥风东渐”之初，我们的前辈给他的译名却是另一个音译兼意译的名字：“我能比呀”，那时候，我们的祖国正饱受列强炮火的欺凌，我们的民族更是被侵略者蔑称为“东亚病夫”，有志之士发出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呐喊，体育在彼时的中国，是人们甩脱老大中国之屈辱的重要方式，更是“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的最大鼓舞。

　　谁说我是“东亚病夫”，我能比呀！谁说我乃老大帝国，我能比呀！———“‘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在那个年代有志之士的眼里，一个国际性的“世界运动会”，就是一个证明“谁更能比”的国际大舞台。这是一种弱者渴望证明自己的心态，这是一种渴望得到世界认同的努力。那时候的体育不仅仅是体育，更是振兴中华的体现方式。

　　“奥林匹克”的译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使用，并逐步替代了此前一直作为官方译法的“世界运动会”和获得民众高度心理认同的“我能比呀”。然而，“我能比呀”的意识始终深埋在民族的肌体里，体育比赛的价值长期被局限于结果的取得，而不是过程的参与。

　　今日之中国可谓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是一个梁启超先生当年所期盼的“天地大矣，前途辽矣”之“少年中国”。不可否认，“金牌至上”，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真实的存在，重要的是，我们敢于承认一切并愿意积极做出改变。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奥运和理解奥运，“奥林匹克”既是“更快、更高、更强”，也是“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更是一种“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

　　在家门口举办这个全人类最盛大的派对，我们已经为一切值得尊敬的人准备好热情的欢迎，为一切值得感动的事准备好致敬的掌声，而绝不仅仅只是对胜利者，不只是对金牌，也不只是对中国选手。已经没有人会把中国取得金牌总数的多少，作为北京奥运成功的标志。

　　从“我能比呀”到“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在中国正越发自信地回归到体育，同时又逐步超越体育成为一种人生哲学。我们不再纯粹为了金牌而去比赛，与此同时更是在享受这一切。我们无意向世界证明什么，我们更乐意向世界展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