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律文化系列谈

　　———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

　　何勤华

　　不久前，《法制日报》刊登了“爱祖国、学法律、创和谐———青少年大型普法系列活动法律知识竞赛试题”，分为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三个组。小学生组的第一道竞赛题就是：“法律是什么？”让小学生在“A、规则，B、习惯，C、纪律，D、有强制力的规则”中选择。我想，不管参赛者如何回答，将法律是什么，作为普法知识竞赛的试题，而且是作为小学生的题目，这一作法本身就意味深长。它至少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什么是法律———即法的定义(概念)，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已经连小学生都必须知道、掌握的常识了。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通过背诵一两句话一个定义就能够把握了的，因为，法律是什么，是法学领域第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西方学术界为此也曾争论过二千多年，相继出现了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等各种关于法的定义。所以，不要说小学生，就是大学生，乃至法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见解。因此，弄清什么是法律，加深对法的内涵、本质、特征、起源、功能、发展等的理解，不仅在普法层面，而且在理论研究、法律实务等方面，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贡献了诸多智慧，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法，是规范全体人民的行为、治理好国家的重要行为规则。如春秋初年齐国的管仲(？———公元前645)指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任法·区言一》)、“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管子·禁藏·杂篇四》)、“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管子解五》)、“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继承管仲的思想，对法作出进一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派即法家学派的商鞅和韩非认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商君书·修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

　　在对法的内涵作出阐述时，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了法的规范性、强制性、平等性、公开性、公正性、稳定性、简明性，以及法的进化属性。所谓“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豸，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汉]许慎：《说文解字》)，“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昭公五年》)，法律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这些认识，都分别表达了法家、儒家和墨家三个学派要求法律平等、公开、公正的要求。所谓“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安危》)，“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邓子·转辞篇》)，“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道德经五十七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韩非子·心度》)，突出了法家、儒家和道家对法必须民主、稳定、简明、顺从自然规律，依法治国，以及法必须顺应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理解。

　　应当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上述法观念，是对中国古代法在治理国家中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与西方思想家的法观念一样，都是人类在认识法律和运用法律方面智慧的结晶。只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处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君主既是法的制定者，又是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者，法的实施最终都是围绕巩固君主的统治，而不是保护民众的各项权利，因此，当近代中国移植西方法、构建一套现代化的法律体系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上述法观念，不再受到重视。然而，中国与西方毕竟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对法的认识也一样，能够包容中西方之认识的法观念，肯定比只是单纯地适用西方的法观念要进步，更实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剔除了君主专制主义之后，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法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融会贯通，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指导思想。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