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说过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生还会与法律打交道。走上法律这条道路，您最感激的人是谁？

　　于世平：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自己也当过工人。随着1980年初考入中国政法大学，这不曾有过的“白日梦”竟成真了。这对于在“文革”期间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我来说，除了自身刻苦的努力之外，当然更要真诚地感谢邓小平同志所倡导恢复的高考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为我提供了一次转变职业和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同时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已经故去的家父和年过七旬的老母，是他们忍痛割爱毅然同意我放弃当时看来已非常可观又确属非常重要的50元月收入，无怨无悔地用他们微薄的工资供我读完了四年的大学学业。

　　记者：听您的同事们介绍，您特别鼓励大家加强理论学习，您自己也爱动笔，至今撰写发表了上百万字的办案随笔、札记、学术论文和调研文章。您还记得自己最早发表的作品吗？

　　于世平：哦，那是1985年8月在《天津法制报》上发表的一篇仅有280个字的豆腐块《谈判决书上“数字”的写法》。我愿意在用心工作、用脑思索的基础上，“捉刀弄笔”，将所思所想记录整理下来。坦率地说，质量不敢炫耀，但心血确实付出。

　　记者：我们知道，2000年至2001年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段学习经历给您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于世平：我写过一组“访美杂感”记录所见所闻。我感到美国人的“秩序”观念很强，比法制观念更强。因为秩序的调整和存在的范围要比法律更为广大，因为有些领域并没有立法或者根本用不着立法甚至将来也不可能有立法，但美国人仍然是有序地进行。如买东西排队是没有立法管着的，但大家遵守得比执行法律还严格呢。

　　记者：在您的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什么必须坚持的理念或原则？

　　于世平：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我都秉承“以诚待人，求实做事”的理念和原则，因为人生很短，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来说，必须要抓紧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高标准地完成任务。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岁月，风雨兼程感慨颇多。从一个孩童、学生到工人，从一名法律大学生、法官到一名检察官和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党、国家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无一不是各位领导、同事支持的结果，还有亲朋好友和家人的关怀与帮助。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大家，真诚地感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