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李红军文图

　　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盏明灯。自古至今，它屡被后代史书引用、被史学家拿来做自己史论的证据，似乎历史的探古非它不足以成立，非它便少了些底气。

　　它，便是“汲冢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汲冢书”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多潜行于暗夜之中。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朝廷的一位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秦始皇、李斯都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大残缺和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断裂和缺失。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这便是“汲冢书”的发现。

　　汲冢书，顾名思义就是汲冢里出的书。而“汲冢书”的发现地，就在古汲地－－现在的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

　　不准唯一因盗名垂青史的人

　　2008年六七月份，在新乡市史学家王振中先生的陪同下，我先后两次到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寻觅“汲冢书”的影子。

　　历史变迁，岁月更迭，几千年前那个发现“汲冢书”的大冢，早已回填，不着痕迹。只一通高大的石碑提醒你，这里就是那个发现“汲冢书”的墓地。

　　墓碑上镌刻着“魏安矨王之墓”字样。“碑是村里一些认为这里是圣灵之地的老太太捐立的，碑文也是些经不起推敲的文字。”对此深有研究的王振中先生说。

　　这是一种反差极大的现象：汲冢书，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书；汲冢，如今却是一片从外表怎么也看不出冢来的普通黄土地。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书，汲冢书的发现却与盗墓有关。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往往会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中“青编尽以汲冢来”之句，说的就是汲冢被发现的故事。夏竦《〈古丈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被称为中国史学界幸事的大事。那一年，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在这里掘开了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后来统计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明，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拿了一些可换钱的物品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告知了官府。于是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朝廷得知此事后，派大学士荀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订。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竟是战国时代的魏王冢，带字的竹片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整理了汲冢书，在其中居然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就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证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矨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它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共同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书是系列丛书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的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年），荀勖在为汲冢出的另一本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在此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战国时是魏国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矨王。

　　今人朱希祖以为，不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到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定说。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根据《晋书·束皙传》，汲冢所出之书大体为：

　　《纪年》13篇。其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三家分晋后，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矨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出入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按史家考证，《晋书·束皙传》所记也有两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矨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口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名字。

　　《碟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几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狩，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尤其值得一提的《竹书纪年》，是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

　　现在，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除厘定古文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究竟为什么亡佚？什么时候亡佚的？这成了不解之谜。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可能的结果是，整理者整理后，便以为原件不大有用了，所以亡佚。

　　这里就是发现汲冢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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