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昨日，我省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BIMC）举行的“武汉城市圈与中国中部发展战略支点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及省环保局局长李兵，现场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

　　中部没有塌陷

　　新华社记者：现在湖北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并要使其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请问有哪些具体措施？另一个问题，湖北也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地，在今后建设湖北的过程当中湖北的经济发展了，会不会和水源保护形成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谢谢！

　　李宪生：关于中部发展的问题历来为各个方面所关注。曾有人对中部发展表示担忧，当时有句俏皮话说中部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中部可能出现塌陷”。表现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区域发展、对中部地区发展的担忧。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4年来，中部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跃、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区域。

　　作为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这几年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如果各位朋友有时间的话，我们真诚地欢迎大家能够到湖北、到武汉去看看。

　　至于第二个问题，应该说湖北也是我们国家实施南水北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我省在水源地的保护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应该说现在整个水质状况是良好的。

　　走出武汉特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刚才李副省长提到武汉城市圈是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抓手和平台，请问袁善腊常务副市长，在这个平台上，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有哪些具体的战略规划？谢谢！

　　袁善腊：武汉是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35%左右，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中的总量占57%。武汉理应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武汉城市圈中国城市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最大的优势是科技、教育，专家认为最体现武汉灵气的是水，最体现武汉智慧的是大学。我们将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循环经济，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推进武汉城市圈的改革试点，我们将学习沿海地区的一些成功经验，但也不同于沿海的改革试验，我们将从武汉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推进经济转型的试点，更加注重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试点，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的民本试点，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新的发展优势。

　　四大优势转移产业

　　人民日报社记者：我们知道国际资本和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给中部地区的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我想知道，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

　　许克振：湖北在承接国际资本和东部沿海产业转移中，有四大优势，一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重大战略和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会给湖北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上提供难得的机遇；二是区位优势，湖北地处我国的中部，交通通行便捷，基于西部市场方面具有比其它地方更加有利的优势；三是产业优势，湖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具有较强的产业吸纳和融合能力；四是人才和科技优势，湖北人才比较丰富，科技实力也较雄厚，湖北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省份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部分领域的科研成果居全国领先地位，为承接产业转移应该说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加快“走出去”步伐

　　美国中华商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武汉这几年来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全国也崛起，特别是在经贸往来、科技、文教方面，请问武汉这几年有没有跟境外合作？我在美国市场看到的武汉产品也有很多，比如说松花皮蛋，有没有其它的一些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

　　袁善腊：随着经济的发展，武汉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现在在汉的外资企业超过5000家。去年进出口的贸易达99亿美元，今年还在大幅度增长。大概占我们GDP的25%以上。美国是我们武汉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的硅谷有密切的联系，像惠普、EDS、英特尔、微软、IBM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武汉东湖高新区都有它的分公司和办事处。美国一些大企业都在武汉设了分厂，包括食品领域百威公司，在商业领域的沃尔玛，这些大的公司在武汉都有分公司，在本地发展都很健康。匹兹堡也是我们武汉最早建立的友好城市，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群

　　香港文汇报记者：请问在这次“1+8”城市圈的建设中，在生态建设方面我们设立了怎样的环保目标？又将如何分步完成？同时如何保障监督机制的长期有效运行？谢谢！

　　李兵：这次在武汉城市圈实施“两型社会”建设的试验区，可以说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工作任务。湖北作为一个老的工业基地，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我们和其它地区一样，同样面临着很艰巨的工作任务。我们理解按照“两型”社会的要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首先要以建成碧水、蓝天、青山、美城的生态格局为目标。与此同时，要将武汉城市圈打造成为人水和谐、绿色宜居、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这样一种生态城市群。

　　在这个试验区范围内试验绿色GDP的考核体系。同时要建立起一种企业排污的成本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给予生态进行定价，让生态的效益能够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得到反映，或者参与到经济的过程当中。

　　（本报特派记者胡诚 郑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