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锁定“铜须门”、“虐猫人”，到最近替奥运冠军寻父，“不求最好，但求最肉”的人肉搜索，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游走在正义与暴力的边缘，引起无尽争议。日前，一则新闻则助推了反“人肉搜索”的呼声，那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8月27日《人民网》）

　　虽说，有些人肉搜索事件中，伴随了过激性攻击言辞与暴力行为，但这已属违法行为，自有法律接位，按律处罚即可。何况，暴力终究是人的暴力，可以依法直接追究人的责任。含混的扯上人肉搜索的大旗，反倒影响惩罚的精准性。人肉搜索不是拿键盘当武器的恐怖袭击，无需专门“立法追究刑责”。

　　因为，立法究责还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带有法律万能主义倾向：即一遇到新问题，立即呼吁立法和政府的强制介入。殊不知，过多的公权力高调介入，只能挤占公众已显逼仄的权利空间。这种强制介入，不但难收预期效果，反而徒增立法、行政管理成本、妨碍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

　　其实，那些过激言行，也不难理解。这种集体疯狂行为，自有其心理依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决策群体内聚力越强，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也认为：“当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可见，群体时常会混杂、融合、聚变，并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这时少数服从多数，温和让位极端，个人道德屈从于群体意志，个人理性迁就于群体情感。个体失去了善恶的鉴别力，丧失良知底线，就被彻底卷入了疯狂的舞会。这是人性共有的弱点，所以我们应提高道德自制力，抗拒心中的魔鬼，拒绝成为“多数人暴政中”，助纣为虐的一员。

　　因为网络行为植根现实土壤，所以网络上这种疯狂，反照出了现实的无奈，网络成了现实的失乐园。人肉搜索走向网络追剿，激起了网络哄客和道德红卫兵的别样激情，也是公众压抑已久的群体权利渴求，在网络上的集体的疯狂释放。

　　人肉搜索的失控，正是由于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等相关权利极度匮乏，这种权利饥渴郁寓于内压抑难忍，却又长期得不到宣泄。当面对网络上那些虚虚实实难辨真伪的有悖公序良俗的事件出现时，大家自然不假思索地将之当作一个最佳的发泄通道。于是，我们看到大家披上网络匿名的隐身衣，兴高采烈地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肆意挞伐。在狂热参与的同时，体味网络带来的片刻虚幻的权利充盈快感。唯独没有冷静地思考，对方是不是也是个和自己处境一样的弱者。

　　弱者对弱者的讨伐，最令人痛心。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被置于对方那个供人宣泄的位置。更有让我们感到悲凉的是，不少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只是含垢忍辱默然承受，不知正当权利正被侵害，甚至连报警申请保护的权利都忘记了。

　　此情此境，也让我们看到普通民众权利穷困的现实窘境。比起立法追究个别的人肉搜索的刑责来，对公众进行权利扫盲更为迫切。同时，加强社会的道德自治能力，这样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暴力才会减到最低限度，管制也会降到最低。

　　那么，我们如何做一个网络时代的好公民呢？不妨想想这句话：“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21世纪的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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