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前不久，辉县市北环路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事故不算太大，但交警处理起来却有点棘手：事故一方为现代人，另一方则是元朝人。“肇事双方”都有损失，现代人的车头撞得不成样子，元朝人损失更大，墓碑被撞倒在地，断为两截。

　　双方都挺冤。现代人说，元朝人的墓嵌在路上，我这是防不胜防；躺在墓中的元朝人不能站出来理论，他的后人出头喊冤：这墓已经700多年，你这路才几年？

　　这个元朝人是谁？墓能保留到现在，应该不是一般人。记者在网上查询，有人说是姚枢的墓，但实地察看，得知这是姚枢之子姚炜的墓，姚枢的墓在其侧后方数米处。关键时刻，儿子挺身而出，为老父亲挡了一撞。

　　姚枢是谁？现在大多数辉县人不太清楚了。我们搭乘出租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官家小姐”的墓，在我们启发下，他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那是辉县出过的最大的官儿吧？”

　　官做得大不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姚枢的确曾经为辉县增光添彩，他曾以一人之力，使辉县一度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性学术中心。

　　姚枢是元世祖忽必烈所倚重的智囊，“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面对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他曾数次助忽必烈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被授中书左丞、大司农、太子太师等职务。在蒙古军队南征过程中，姚枢多次劝诫勿滥杀，因此拯救生灵无数。更为重要的是，姚枢还是元代理学大家，为元代理学的兴盛做出巨大贡献。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理学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这个学派形成于北宋，完善于南宋，但当时的天下分崩离析，由于战火的阻隔，成熟后的程朱理学长期未能传向孕育自己的中原。而姚枢凭借睿智的目光和坚忍的毅力，打开了程朱理学向北方传播的大门，并以官学方式传授，“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最终在元朝中期，使程朱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这不仅促进了大元帝国的封建化，也使程朱理学成为后来明清两代的主流思想。

　　姚枢不是辉县人，但他却对这方水土情有独钟。他曾在此卜宅而居，一住十多年。作为当时北方理学的核心人物，他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吸引众多学者、学子接踵而至，使辉县百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至今仍生活在这里。

　　位于辉县市北环路的是姚枢家族墓地，除他本人外，名人还有元代大文学家姚燧、元代平章政事姚炜。据当地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墓翠柏掩映，郁郁苍苍，墓前石马、石羊整齐地排列，堪为辉县一景。但如今姚燧墓已了无踪迹，姚炜墓嵌在路中，姚枢墓周围杂草丛生，瓦砾遍地。所幸，在姚枢墓的侧后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树张着如伞般巨大树冠，为他遮风避雨，让人感觉到这方土地对一代大儒的情谊。

　　得窝阔台知遇促成理学北归

　　姚枢出生于公元1201年。那时，未来的成吉思汗正在蒙古大草原上蓄积着横扫欧亚大陆的能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被那场狂飙改变命运。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他的祖先曾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从此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于汾州（今山西汾阳），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杨惟中那时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他是汉族人，幼时父母在蒙古与金国的战争中遇难，因机缘巧合，他被成吉思汗的三子，即后来成为大汗的窝阔台收养。杨惟中“知读书，有胆略”，20岁时就奉命出使西域30多个国家，“宣畅国威，敷布政条”，使这些国家归顺元朝。既是大汗养子，又有勇有谋有功绩，杨惟中自然深受器重，后来更是接替耶律楚材，以中书令行使宰相职权，在任期间敢作敢为，治绩显著，“天下畏其勇而怀其仁”。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看着“戎服长髯”的姚枢，赵复顿感落入异族之手，悲切难抑。当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际，他悄然逃走。姚枢醒来，惊出一身汗，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地追赶。追到一条河边，只见冷冷残月下，赵复“披发赤脚，仰天而号”，向河中间走去。姚枢滚鞍下马，奔跑水中，拽回赵复，然后“委屈劝勉”：“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

　　尽管人救了回来，但赵复“因九族俱残”，仍无意跟随姚枢北上，姚枢说以传道大义，赢得他的尊重，赵复这才勉强同意北上，并将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传注诸书”赠与姚枢。

　　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洁身无门弃官治学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墨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刺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如今我们已无法知道姚枢缘何选择苏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山水秀美，二是这里曾是北宋大家邵雍的隐居地。邵雍出生在辉县（当时叫共城），长期在苏门山百源（即今百泉）隐居向学，人称“百源先生”。因邵雍的缘故，周敦颐、二程都曾来百泉讲学，使这里的太极书院名动一时。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许衡是怀庆河内（今沁阳）人，后来被尊为“元朝一人”。他自幼聪颖好学，7岁从师读书，问老师：“读书为何？”老师说：“取科第耳。”许衡颇为不屑：“如斯而已乎？”这个孩子总喜欢刨根问底，老师很难回答，前后三任老师因此辞馆而去。虽生逢战乱之世，许衡却嗜学不辍，读书不仅究其文义，而且身体力行。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但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出苏门山，再次前往漠北。人生选择起伏如此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在姚枢墓的侧后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树张着如伞般巨大树冠，为他遮风避雨。

　　嵌在路中的姚炜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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