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百泉于今已无一泉。

　　百泉湖底儿朝天，“禁止游泳”的牌子后面，小游船无精打采地躺在裸露的湖底。

　　百泉风景依然很美。湖畔垂柳如烟，掩映着亭台阁榭，如虹小桥。北面的苏门山草木畅茂，葱翠中点缀着建筑物的飞檐翘角，与湖中的亭台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处精美的园林。

　　但所谓“水为山之镜”，山得水而活，因水而媚。没有了水，就没有了统率山丘与建筑的灵魂。失去了水的润泽，山峦、建筑、树木都黯淡了许多，干涩了许多。

　　老照片上，百泉美得令人心醉。涌泉百道，喷如贯珠，涓涓成水，汇成空灵澄澈的湖面。那水几乎是透明的，温润如玉，宁静如镜，点点处处倒影，或浓或淡，让亭台阁榭、曲栏小桥、山色树影都灵动起来，如一幅钟灵毓秀的水墨画。据说那湖水温度常年保持在18~20摄氏度之间，冬季的清晨，湖面上水汽蒸腾，如云似雾，亭阁小桥时隐时现，恍如仙境。

　　百泉是太行山的灵韵。八百里太行纵贯南北，在辉县市境内，一道支脉向东南延伸，渐渐没入土中，潜行数十里，又突兀冒出，形成小山一座。太行山的水顺势而来，层层过滤之后，恰在这小山下被强硬的白坩土层挡住去路，被迫喷薄而出，形成泉流百道。此山名苏门，泉称百泉，山水相映，成为天造地设的妙处，自古就称胜景，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在此留恋盘桓，因此留下众多建筑、碑刻，令美丽的山水融入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其中苏门山腰的一通石碑颇为著名，这碑阴刻“仁智动静”四个大字，浓缩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之语，作为对百泉山水的评价。

　　700多年前，姚枢在百泉湖畔一住十年，遍阅千年典籍，涵养深厚学识。其时，空灵澄澈的百泉湖，也当涵养了他的性灵，令他更加睿智。此地另有妙处，百泉虽小，苏门不高，但远处太行山青山隐隐，深邃幽远，使人开阔、通达。

　　公元1250年，应忽必烈征召，姚枢走出百泉，远赴漠北，很快赢得忽必烈的信任。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众人狂喜独他默然

　　我的一位朋友是开车好手，车开得平稳快捷，坐他的车格外安心。有次向他请教经验，他给开车定了位：“这是讲预见性的活儿。很多时候要预做准备，到跟儿都来不及了。”

　　这话说得有理。其实不只是开车，很多事情都需要预见性。各种事物，有预见性就能安排得妥帖；各种机遇，有预见性才能为己所用。比如炒股、炒房，有一周的预见性，就足称高手；有一年的预见性，那就是“大智慧”了。当年为忽必烈工作的时候，姚枢提前四五年预知危机，提出建议，帮助他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灾难，要不然，“到跟儿都来不及了”。

　　公元1250年，姚枢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便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出谋划策保得“青山在”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有论者认为，忽必烈兄弟相见的温情场面纯属扯淡，姚枢的计策无足轻重。其理由是，蒙哥和忽必烈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让温情蒙住眼，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策。两人和解，最重要的是因为蒙哥需要忽必烈，为了征服南宋，他根本离不开已经赢得汉地人心的忽必烈。所以和解的关键是，“蒙哥和忽必烈经过理性评估，都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是多么的愚蠢”。

　　这话有合理之处，但如果不是忽必烈采取种种消除蒙哥疑忌的办法，如果蒙哥觉得忽必烈难以信任，他会委以重任吗？所以和解的关键，不在所谓“理性评估”，而在重新赢得信任，不让蒙哥觉得自己是个威胁。如果不被信任，那其他的才都是扯淡。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蒙哥此举，可见当初的疑忌有多严重，双方的裂痕有多深，也可见那时忽必烈的危险有多大，他采取的对策多及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总算保全了自己，但正应了那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年后，蒙哥在征宋战争中死于四川前线，令天下局势大变。这时，忽必烈已东山再起，凭借多年经营的各种资源，他坐上了大汗的宝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公元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 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 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 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 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苏门山的古建筑

　　苏门山的茂林、百泉湖的垂柳都很美，当年姚枢或许正是爱此地美景，选择在这里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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