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日前在一次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会上谈到，年轻干部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进行集权牟利的重要对象。广州市去年查处的违纪违法人员222人，其中31岁到45岁占了48.2%。职务犯罪渐趋低龄化，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广州的数字进一步佐证之罢了。所谓“59岁现象”，不是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以“3×岁、2×岁现象”了吗?

　　为什么走上领导岗位没有多久的干部迅速沉沦?人们先前给出了不少答案，诸如思想尚不够成熟、意志不够坚定、抵制诱惑的能力较差之类。这种大而化之、谁都能脱口而出的原因，难免出于臆断，或者属于正确的废话。苏志佳说，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注重对年轻干部进行长期感情投资，据有关部门对行贿人员的调查显示，43.8%的行贿人会对目前虽未掌握大权，但是有比较好发展前景并可能对今后工作有帮助的年轻干部进行投资。这个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应该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古人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众所周知，“律”与“礼”具有先天不可调和的特性。在人治社会时代也有“律”，然而“律”归“律”，“律”一旦碰到“礼”，往往要让位于“礼”、屈从于“礼”。古人对这样的观点毫不隐讳，一些现代人虽然嘴上没说，骨子里却仍然继承着这种“文化基因”，行其实也。“情感投资”者对“回报”充满了预期，年轻干部一朝权在手便要投桃报李，道理正在这里。

　　我们要大力培养选拔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而“情感投资”者同时却硬要把他们往另一条路上拉，“争夺”的双方该如何定性，颇费笔者踌躇。如果用从前“阶级分析”的观点很简单，这该属于“两个阶级”的较量。现在不能这么看问题了，而且，“情感投资”在进行中的时候，很难分清果真是朋友之间的觥筹交错还是其他。说白了，也就是无法断定“投资”者是不是“敌人”，因而引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潜在的“敌人”究竟在哪里，这就使反腐问题变得相当艰巨复杂了。但是毫无疑问，预防年轻干部沉沦，至少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方向在哪里，那就是针对“长期情感投资”对症下药。

　　“甘罗十二拜丞相，太公七十遇文王。”如今提拔干部，有片面强调年轻化之嫌，恐怕这也是导致“情感投资”的一个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既然我们决定了着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就要完善“配套设施”，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没走两步就先倒下，然后由媒体总结个“××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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