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学生保研因乙肝受阻上书524名院士求助：9月9日，雷闯把自己咨询中国科学院北京过程工程研究所保送研究生的体检标准的经过，以及个人对部分研究院所硕士招生设置“乙肝”门槛的调查情况，紧急向524名中科院院士报告反映并求助。（9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林大手（市民）

　　改变我们的，通常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一些公民向另外一些公民致信的行为，为何在我们眼里就成了“上书”？“上书”一词，其意有三：向君主进呈书面意见，指给地位高的人写信，旧时塾师向学生讲授新课。显然，雷闯致信524名中科院院士跟“上书”并不搭界。

　　碰巧的是，9月26日中新社也有一条关于“致信”的新闻。针对美国政府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来自美国知名学校的122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反对救市。在我们眼里，国会“住宅市场的代表和临时参议院主席”绝对是“地位高的人”，但美国媒体仍用“致信”。而9月27日国内媒体转载这条新闻时，却很多用“上书”字眼描述这一行为。

　　切勿小看一词之变。“致信”一词，说明致信的人和被致信的人是平等的两个主体；而“上书”一词，则隐含着双方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事实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人与人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并无地位高下之分。即使那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职人员，不说是人民的“仆人”，也是跟其他公民一样。既然如此，何来“上书”？

　　我们用“上书”描绘公民的致信行为，是受传统心理习惯影响；但在公民社会，我们仍旧习惯于这种“习惯”，那将不利于培养我们的平等意识，阻碍公民精神的形成。我认为，还是把“上书”一词丢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