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如何整合资源，招揽名师，雄起自强，以便在不可预测的未来保住根基，立定脚跟，就成为法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洞见。一旦这种洞见扩大到人人自危的程度……法学界“大洗牌”的运动才会到来。

　　□林来梵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更名为凯原法学院，著名法学家季卫东出任院长”———本月，我国法学界最大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新闻应该就数这个了。话说昨天“梵夫俗子”正在看一本闲书，就突然接到我们浙大光华法学院副院长夏立安教授打来的电话，问下月是否去北京参加某一个研讨会云云，我说我去不了了；他说我也去不了，他刚去参加了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的成立典礼，正在从上海赶回家的路上。那老夏在电话里心急火燎的，不知是因为那个会议我们没人去开，还是因为这个凯原法学院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了。

　　其实，上交法学院更名改制，我们都应该额手称庆，尤其是浙大光华法学院更应该弹冠相庆。只是庆贺之余，人们也难免生出一些感想。随着一些在法学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者南下计划的盛传，有些人推测法学研究从此就可能会“重心南移”，我看在目前以及可预测的未来，那还只能说是一种遐想。内陆地区法学院的“人才空巢化”现象是在所难免了，但人才流动未必都注入南方各校，毕竟光靠资金的力量引进法学人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后假以时日，能在东南沿海地带，比如在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之间形成一批“长春藤法学院”系列就已经是不错的构想了。

　　而中国法学教育界真正“大洗牌”的契机则应该在于，目前全国已经冒出了600多所法学院系，这虽可誉之为“雨后春笋一般”云云，但据说近年法学本科毕业生年平均就业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这是极不正式的数字，因为没有人敢认真统计)，也就是说，把其中百分之六十多的法学院系砍掉，都不累及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生态平衡，更何况不会影响“地球照样运转”的人类生存秩序，但迄今为止，谁也没说应该怎么办，只是一味闷着。有鉴于此，如何整合资源，招揽名师，雄起自强，以便在不可预测的未来保住根基，立定脚跟，就成为法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洞见。一旦这种洞见扩大到人人自危的程度，又有了教育行政机关相应的对处举措，法学界“大洗牌”的运动才会到来。

　　但继浙大光华法学院成立之后，上交大凯原法学院的成立，毕竟是件好事，或许也可算是“山雨欲来”、法学界构图丕变之前的蒿矢。只是此事象征意义极大，鄙人便有如下三点感想：

　　第一，可喜的是在国产“婴儿奶粉”的问题彻底暴露之后，凯原法学院才适时地诞生了，这就保障了这个新生的法学院没有“衣食之忧”，毕竟可以给它喝进口的“婴儿奶粉”。而这对凯原法学院来说也是有条件的———3000万美元不是小数目，本来也就是进口的，连新任院长季卫东教授也是来自国外的哩！

　　第二，此度季卫东教授回国出任凯原法学院院长，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老实说连作为留日小辈的鄙人也吃了一惊。这老兄学问是没得说的了，挥斥方遒、统领全局的能耐也是可以领教的，对法学教育的“制度建构”更似乎胸有成竹。他愿意回国，诚为交大一大幸哉，甚至可以说是国内法学教育界的一大幸也！可是中国法学教育界一向机关密布，云谲波诡的，上海也不是什么特别适合于思考的地方，但愿他老兄的理想别遇到“东风不便”的形势，闹个“折戟沉沙”的结局。

　　第三，据说凯原法学院的典礼是在院内的一个模拟法庭里举行的。这就大有象征意义了，值得我等吟味。试想：当今中国各大学的法学院都习惯在模拟法庭里举办各种活动，连北大法学院也不例外，那年伯尔曼去讲座时也是安排在模拟法庭里。由此或许可以推论：说白了，这时代的中国法学院，其实多类似于“模拟法学院”，能“模拟”这就已经不错了。

　　说到这，又想起浙大光华法学院所谓的“教授治院”不久前受到质疑的事来，据说事后有人更高明地说现在中国大学不宜宣称“教授治校”、“教授治院”之类的，应该定位为“教授治学”才对。呵呵，小样的！标榜“教授治学”是达到“政治正确”了，但那不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吗？教授不“治学”，还干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应该提倡“教授治院”，即便先是“模拟的教授治院”，也无妨。

　　(作者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