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南君

　　社会转型期间刑事罪案激增是一般规律。要惩治犯罪，示范规则，维护稳定，仅靠增加社会控制力量是非常有局限的。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增加协商性司法手段，引入刑事诉辩交易，对减少社会控制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贯彻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建立诉辩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诉辩交易，是指刑事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代表国家公权向法庭指控犯罪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案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通过辩护人与被告方在法庭外“讨价还价”的司法制度。其交易的内容包括罪名、罪数和刑事处罚的期间，以及附带民事赔偿的数额。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时期。从每年“人代会”上的“两院”报告中都可看出，刑事案件处于激增期。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资源的紧缺性日益突出，案件积压(含未能侦破的刑事案件)对司法效率、司法公正和社会管控权威带来了明显的伤害。在目前的条件下，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而借助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加快刑事案件的处理，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依赖和信任，无疑是务实的工作方法。

　　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创新司法工作方式。协商性刑事司法的出现体现了公权的民主进步，改变了以往公权是绝对的、不容协商更不能交易的传统理念，揭示了公权的局限性、受限制性，体现了公权也需通过协商才能达成有效行使的社会进步性。即为了公权行使的进一步，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退两步，积跬致远，达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效目标。

　　二是将会增加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彻底改变刑事司法中“自证其罪”的强制性特征。通过诉辩交易协商，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予以有法有理有据的宽严相济，有利于被告人的心理自省，有利于其自觉接受刑事处罚，增加其改造成为新人的效果；有利于争得刑事案件受害人的谅解宽容，增进和谐；及时修补被刑事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也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贯彻，从制度上改变“自证其罪”的负面效应。

　　三是可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资源不足带来的案件积压。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也能节约司法资源，及时体现司法权威，带来司法公正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制度实惠。

　　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建设途径

　　这一有效制度建立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难处在于：一是于法无据。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均没有诉辩交易的规定，制度上亦只鼓励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且缺乏诸如财产保全、追偿、救助的配套措施；二是理念冲突。我国实行的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很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也不够发达。如何在有效实施国家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监督的、可控的实施司法交易，又能防止司法腐败，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探索；三是有待认可。社会大众能否认可接受司法交易制度，既要求这一交易依法有据，也要求阳光可控，防止黑幕交易轻纵犯罪。因此这一制度探索是一项艰巨的实践工作，需要高素质的、以“三个至上”为司法理念的司法队伍展现工作实绩。

　　这一制度建立的探索又是完全可以试验的，其途径和原则有如下内容：

　　1.区别对待。先易后难或叫先轻后重。从刑事自诉案件中常见的伤害案件、刑法规定的14种过失犯罪案件着手，不要一下子铺开到全部类型的刑事案件，试验取得经验后，形成制度，然后再逐步推广扩展。

　　2.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即必须是刑事被告人真心认罪，诚心悔罪，主动赔偿，求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宽容。

　　3.必须得到法庭的司法确认。无论是在侦察阶段，还是在起诉前的诉辩交易，都要阳光的进入法庭，通过开庭质证予以确认。这既体现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原则，也能有效监控防止黑幕交易。

　　4.制度建设。可以由党委政法委牵头研究试行办法，也可以由公检法司四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现行规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定试行办法。当然，最终需在实验试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视情况请人大修法予以确认。

　　5.舆论引导。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要求，和谐社会构建的多层面措施，协商司法的实质和阳光操作方式，原原本本的交给人民大众。使社会各界理解其必要性，看到其有效性，体现出公正性，从而理解、接受，形成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