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路

　　近日，《财经时报》因采编《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长篇报道被停刊整顿3个月，或传闻说是永久停刊。新闻报道的掌控不当将祸及自身的事再次发生。从农业银行的声明来看，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的事不像一点根据都没有的空穴来风，主管部门所说“异地监督”也尚存争议，真相如何是以后的事。但从《财经时报》报道的技术层面看，确实有几点是致命的，值得反思。

　　一是涉及重大的批评报道对象，沟通协调和掌握确凿的证据一样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十有八九会遭到反击。而且反击一旦开始，媒体很容易处于劣势，因为报道一经刊发，就木已成舟，无法作任何细节的完善，而反击方则可以有针对性地不断“活动”。所以，“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的规定，既是用来框定《财经时报》罪名的条条，也是保护记者的新闻纪律。有的媒体为了谨慎和应付可能遭到的反击，一般都是“十分证据七分报道”的做法，虽然读者获得的信息不充分，有点不公平，但在现实的新闻操作环境里，必须留有余地，才留有制胜的“底牌”。

　　二是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一定要分开，就像新闻和营销要分开一样，不然先入为主的遗患无穷。而《财经时报》对常德农行的报道和评论均由记者崔帆一人完成，照理说，总编是不可以签发的。记者该说的，应当尽量在新闻报道中去说。当然，也有意犹未尽的时候，实在需要作个补充，由编辑添加“编者按”倒是可以，但为了确保新闻的阅读公正，应当禁止刊发“记者手记”之类的东西，更遑论刊发记者自撰的评论。

　　三是证据就是一切，一切证据里面最重要的又是书证，万一没有书证，人证也是一定不能采用孤证的。“扒粪者”过于稀缺，公众应该给于他们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良心、正义感都代替不了新闻操作的谨慎。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批评性报道就不能签发，哪怕包括记者在内所有的当事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是那样的，也仍然不可。作为财经报道，钱数越大可能就越重要，46.21亿元不是小数目。特别重大的批评性报道，为了确保公正和真实，应该由两名以上的记者共同调查，忌讳单打独斗，一则容易出现新闻寻租，二则调查中非主观故意的技术性偏差也不容易被发现，被纠正。因技术性差错而被人抓住“辫子”，是很不划算的。

　　这些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对一些人手有限的新锐媒体而言，为了尽量追求新闻人力的投入产出比，赢得市场的竞争，或者对自己的记者过于自信，经常被潜意识所忽悠。就像贪污腐败一样，总有很多侥幸的事，但也总有很多一定要倒的霉。

　　仅仅作为一个战士是不够的。如果自身都不能确保“抗击打”，又怎么能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