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他的父亲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本文为储望华口述。

　　最后一面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文革”爆发的第3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两天前，《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某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一位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但没有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父亲翻越出后院，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但都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仍然毫无结果。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家人也不时听到他的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目前正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中宣部监护起来”。虽然这些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以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父亲告别。

　　艰难十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其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党天下”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此后，父亲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除此之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遂被怀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也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或“平反”。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除了死，他别无选择。

　　从《观察》到《新观察》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但很快，《观察》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失去了原有锋芒，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后来有人评论说，储安平应该从《观察》复刊的失败中清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

　　我的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一年后，母亲也过去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之后，虽然早已离婚，但因与父亲有“共同的历史”，母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与父亲离婚后，母亲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父亲突然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后来听说有人介绍她认识了宋希濂，两人婚后定居美国。

　　如今，父亲在别人眼里似乎成了一个“英雄”，但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对我的期望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1951年，父亲让我大哥去参军。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后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校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

　　储望华 口述 李菁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