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朱伟，生于上海，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其间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1993年在《人民文学》任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1988~1989年在《读书》杂志开办《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因喜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至今。朱伟是当代文学的参与者，他在《人民文学》的10年亲历了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潮汐起落。主持人转载一篇记者张映光对他的访谈纪录，藉此从一个侧面洞窥新时期文学的一段历史现场。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深敬意！

　　《人民文学》的见习编辑

　　1976年，朱伟结束了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插队生活，来到北京。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我下乡一共呆了十年，回来以后，起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改小说，他们说我有文学天赋。出版社当时积压了很多的稿子，我就帮他们处理，他们说我看稿子又快又有眼光，应该当编辑，而不应该写小说。”此后，朱伟进《人民文学》杂志，任见习编辑。这是他走进北京文化圈的开始。

　　“王蒙此时还在新疆，没回到北京，但开始向《人民文学》投稿。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因此与他相识。李陀在当时已经是个十分活跃的作者，他在1976年底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愿你听到这首歌》，很小资。我与李陀也是在这时认识的。

　　“1978年，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我的进京户口问题，我进《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中国青年》杂志有文艺部，我既参与采访，也担任小说编辑。

　　“这时，《现代小说技巧》发表，这本小册子介绍意识流等现代派写作技巧，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当时，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其实还在用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我最大的感受是，在1985年之前，因为对小说的调子的强调，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小说其实是被屏蔽的。我在《中国青年》时曾发过史铁生的一个短篇，也是改了又改，把灰暗都改成了明亮。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比如上海有个曹冠龙写过一个三部曲，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叫《火》，很有才华，那样的作品到现在也没出现过，就是被屏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但它们确实构成了八十年代的开端。”

　　马原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朱伟的叙述。据马原回忆，他早在1982年前后，就已被文学圈所熟悉。《青春》的编辑李潮等曾极力推荐过他的小说《零公里处》，但最终没能发表。徐星也回忆，他在1982年就写出了《无主题变奏》，但没往任何刊物投稿，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中流传，直到1985年才经朱伟发表于《人民文学》，引起轰动。

　　以“陀爷”为中心的北京写作圈

　　1983年，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据朱伟回忆，王蒙在准备就任前表示希望朱伟能跟他到《人民文学》，王说，要想做文学，《人民文学》是最好的阵地。1983年到1984年，是整个文化圈相对有点沉寂的一年。但这种沉寂现在看来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个涌动着巨大能量的文化圈子正在编织成型。与“文革”中便一直存在的文化沙龙相比，1983年的文化圈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次总爆发后，在价值取向上已显得泾渭分明，壁垒明确。

　　“《人民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方向。但在王蒙上任前基本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比较保守。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无疑是个异类。他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与他的前任们及当时《人民文学》的许多老编辑都相差太远。

　　“初到《人民文学》的时候，我很想立刻改变这本刊物的现状，发表一些我喜欢的优秀、新锐的小说。但王蒙叫我不要操之过急，从1983年到1984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显得十分谨慎小心。后来我才理解，他是在为1985年的总爆发做充分的准备。

　　“李陀在此时成为北京写作圈的一个中心人物，有很多发表不了的小说都会转到他那里，由他鉴定一番。小编辑们也都爱听取他的意见，鉴别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作品。那时，我住白家庄，李住东大桥，我们离得很近，每周不是他来就是我去，总要来往好几次。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就是在李陀那里发现的。我记得，那天我呆到很晚，刘索拉打电话问李陀小说的事情，他于是把小说推荐给我。我看后从直觉上就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子，决定把它发出来，但又担心被毙掉，于是写了一个很长的稿签，分析了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交给王蒙。没想到，王蒙对这篇小说给予很高评价，他批示说，这是一篇横空出世的小说，它的发表将彻底改变《人民文学》的形象。”

　　朱伟在他的《有关品质》一书中，记述了李陀为阿城的浮出水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他的《棋王》原是《北京文学》的退稿，那时候文学刊物禁忌还比较多，退稿原因是此稿写了知青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辨认真假文物一样，由他再推荐给各等编辑。李陀因此也就有了‘陀爷’的称呼。《棋王》就是经过李陀、郑万隆而输送给了当时《上海文学》的杨小敏，王蒙曾为这稿子没被《人民文学》抓住而嗟叹不已。”在《棋王》发表后，经朱伟之手，《人民文学》发表了阿城的《孩子王》。与《棋王》一样，《孩子王》的结尾在当时也作了改动。

　　1985年的文学爆发

　　1985年的《人民文学》在《人民文学》的历史上无疑是个异端。这一年，《人民文学》一改昔日正统稳健的姿态，一改沿袭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文艺方向，陆续发表了多篇先锋色彩强烈的文学作品，一下子冲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最前沿。

　　“1984年，我开始被调整到《人民文学》的重要位置，负责北京地区的组稿工作。1985年下半年，我又被破格提拔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也曾引起一阵骚动。

　　“王蒙对于1985年《人民文学》的重要性，在于他极大地拉开了对小说表现可能性的容忍度。他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编辑理念是求反差。他希望当期发表的头条小说就表现形态而言，要与前一期形成巨大反差，甚至同一期的作品之间也要相互形成反差。这样，最大限度体现小说创作的各种可能性，也就冲破了当时的一些表现的禁区。像徐星《无主题变奏》和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在同一期发表，就是为了起到反差的效应。受这一理念的影响，1985年《人民文学》的每一期都能形成一个新的亮点，很多小说在发表后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但是，王蒙在《人民文学》上任时的宣言就是‘不仅仅为了文学’，他始终认为小说应该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我当时始终认为有一种‘纯文学’，认为应该越纯越好。这也是王蒙与李陀等人的分歧。”

　　追求文学的社会功能可能构成了当时《人民文学》与《上海文学》和《收获》最主要的差异。据马原回忆，朱伟找他约稿，曾专请他创作了《虚构》，但最终却没能通过发表，后来在《收获》上发了。朱伟也证实了这一点。

　　“80年代刚开始时，我们的参照系是海明威，然后是福克纳、卡夫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时期中国作家的写作基本都能找到老师，比如《你别无选择》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加《22条军规》，《无主题变奏》也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李陀曾经说，他推出的小说中，就《无主题变奏》是伪作，他认为《无主题变奏》是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拙劣模仿。

　　“其实我觉得，这在当时很正常，有多少作品找不到师承呢？这与当时信息的极度匮乏分不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编辑在判断作品好坏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也以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标尺的。”

　　1985年，在《人民文学》改变形象后，曾特别召开了一次青年创作会议，邀请了20多位作家，基本囊括了1984~1985年间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包括刘索拉、莫言、马原、阿城、何立伟、徐星等。这在《人民文学》之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人民文学》因此成为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的旗手。

　　1986~1987年，盛极生变

　　从1984年底到1987年，《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及《收获》是这场新小说运动最重要的几个阵地。杨小敏担任编辑期间，《上海文学》推出了阿城、马原等作家，勇开先河，但1986年后便逐渐陷入沉寂。1986年中，王蒙卸任《人民文学》主编，1987年开始，杂志也重新回到了老的编辑思路上。《收获》则未受大冲击，取代了《人民文学》新小说旗手的位置。

　　“现在看，一本刊物的兴衰与主编的关系太密切了。王蒙成就了1985年那个独一无二异类的《人民文学》。王蒙之后，《人民文学》急切地想再向前拓展文学表现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把握好方向。现在看来，王蒙虽然大胆地背弃了《人民文学》比较保守的传统，但却行事稳健，使创新不至于失衡。

　　“1987年，李陀进入《北京文学》担任副主编，发表了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余华后来来京入鲁迅文学院读书，常与格非来我家玩。我家那时有个录像机，借到好看的欧洲电影，就叫他们一起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看球。80年代末，我离开了《人民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