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有一位代表领衔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的议案》，提交了《关于加大我国濒危民族语言保护力度》、《关于少数民族特需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等建议。不难看出，这是一位心系民族语言文化、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代表。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博导、研究员朝克。从1998年起，朝克已连续三届连任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近80项议案和建议。他告诉笔者，作为一个社科界的人大代表，“深感责任重大”。

　　知青时代的历练

　　杜拉尔·敖斯尔·朝克，是按鄂温克族传统起的名字。“杜拉尔”是他家族的姓氏，“敖斯尔”是他父亲的名字，“朝克”才是他本人的名字，寓意“朝气蓬勃”。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无论身处何境，朝克都充满乐观。

　　30多年前，高中毕业后下乡到牧区的朝克，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

　　初冬时节的内蒙古草原，寒风呼啸。为了完成给生产队割苇子(建蒙古包、牛羊棚顶的重要原料)的任务，一大早，青年突击队长朝克便带领一小分队人马出发了，艰难地行进在冰雪覆盖的湖面上。将要抵达芦苇场的时候，已经靠近岸边的七辆牛车突然坠入冰裂的湖水里，黄牛越挣扎陷得越深，情况危急。

　　眼看着生产队的黄牛和牛车上的财产就要被湖水吞没，朝克没有多想，立即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卸下车上的货物背到湖边，以减轻黄牛的负重。在他的带动下，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跳进冰冷的湖水里……奋战两个多小时后，就在他们将要把最后一辆牛车拉出来时，意外又发生了!牛车和领路的牧民道尔吉老人陷进湖中，瞬间消失在湖水里。紧急关头，朝克又一次奋不顾身地潜入湖中，搜救道尔吉老人。

　　老人得救了，朝克的腿上、脚上被芦苇根扎得鲜血直流，劳累、寒冷、饥饿一齐袭来，朝克一头晕倒在湖边。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给朝克带来很多荣誉:省级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知青、优秀青年突击手等。然而，那些芦苇根和冰刺的累累疤痕至今还留在朝克腿上，默默地记述着那一段艰苦的岁月。

　　经历过知青时代的生活磨难，朝克学会了坦然面对各种困苦和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属“冷门”的语言学研究领域里，他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同样获得了骄人的成绩。民族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骄子

　　高考恢复第一年，朝克就被生产队推荐报名，可那时他想扎根牧区、当一名称职的牧民。在生产队和公社领导一再催促下，时为民办教师的朝克，匆匆复习一个多月就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一举中的”，考入中央民族学院。

　　刚刚复苏的高等教育，沉积了10年的巨大能量。历史的使命、时代的感召和如饥似渴的学习气氛，让朝克很快进入新的角色。大学毕业时，他的一篇题为《论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的论文被中国社科院看中，很快，他成为该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从此，他的人生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在看似单调、寂寞、清贫的学术研究中，朝克找到了乐趣。“民族语言承载了千百年的历史文明和思想文化信息，可是我国民族语言研究落后于国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朝克边思考、边探索，他依据民族语言的语音结构、符号系统、思维规则进行研究，不断有所斩获。短短几年，他就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两本专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朝克考到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朝语系，攻读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凭借多年的学习和语言研究天赋，朝克通晓日语，并很快在日本语言学界占据了独特的学术地位。他提出的“日本阿依努语和阿尔泰诸语的共有论”，“日本语和朝鲜语结构的多元论”，“北极圈族群语言文化的相关论”等观点得到国内外学术同仁的关注和肯定。朝克一步一个脚印，从草原走到北京，又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民族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位骄子。

　　熟悉朝克的人，都会被他的语言天赋所折服。他不仅掌握了汉、蒙、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民族语言，还学过英、俄和朝鲜等语种，在民族语言研究上有特殊造诣。1982年至2008年的26年间，朝克用汉、蒙、日、英文撰写、发表和出版民族语言学、文化学、宗教学等方面学术论文120余篇，专著18部，达600余万字，主持和参与完成国际国内40多项重大研究课题。他多次到美国、日本、韩国以及

　　朝克，鄂温克族，全名杜拉尔·敖斯尔·朝克，生于1957年9月，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族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荣获中国社科院“十大优秀青年”称号和英国剑桥大学“20世纪成就者勋章”等。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作学术交流，先后荣获20余项国内外优秀科研成果奖，2000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亚欧青年议会上“舌战群儒”

　　朝克从心里热爱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事业，并把这份热爱无怨无悔地落到了实处。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朝克就省吃俭用，把一部分奖学金积攒下来。回国后，他用这些积蓄，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兴建了“鄂温克族民俗文化村”。当时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朝克投资的十几万元人民币在周围人看来，也相当可观。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朝克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199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1997年，他被评为“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并成为当时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

　　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时，朝克收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去任教。到国际顶级学府进一步发展自己，是进入学术成熟期和旺盛期的青年学者所渴望的。但就在那时，朝克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朝克不得不面对的人生的重大选择:一方是国际著名大学和西方优裕的物质生活，一方是人民的重托，何去何从?朝克决定提前结束在香港的学术交流，回到北京开始履职议政。

　　朝克的选择，与他出生在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家庭有关。家庭熏陶让他时刻有一种建设国家的责任感，“我走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但是我最热爱的还是我的民族，我的祖国。”

　　1999年，朝克和牛玉儒(已故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全国人大参加首届“亚欧青年议会代表大会”。没想到，会议开幕之前，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以我国人权和民族问题为借口，准备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结果，会议一开幕，气氛就显得十分紧张。

　　当会议上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及中国的人权和民族问题时，朝克当场反驳道:“我是一个在中国只有3万多人口的鄂温克族人大代表，他(指牛玉儒)是蒙古族人大代表，我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有着平等的发言权。请问美国国会里有印第安人的代表吗?加拿大议会里有爱斯基摩人的代表吗?北欧议会里有萨米人的代表吗?日本的阿依努人在他们国会中有一席之地吗?中国有近13亿人口，而代表中国参加今天这一重大国际会议的却是两位少数民族人士，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先进而开明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平等文明的人权状况。”

　　朝克的批驳，让与会者刮目相看，而朝克和牛玉儒的风度也使他们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们向世界很好地表现了来自中国的新变化———民主、进步。第二年，葡萄牙

　　派出了由300名中青年议员、企业家等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参观学习，他们想知道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在草原密林间寻求第—手资料

　　一个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景仰，不仅因为他为科学进步作出了贡献，更因为他为此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名代表，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的重托，朝克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实事求是”是中国社科院的“院训”，被很多学者当做“座右铭”，这四个字更是朝克严格要求自己的行动准则。他每年参加“两会”之前，都要深入基层调研，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有针对性、建设性的议案及建议。

　　2006年夏，朝克带着自己的研究生与相关专家、地方人大代表及官员，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辖的农村牧区，对新农村建设及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问题展开专题调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行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生活区，深入到农牧民当中调查了解情况。结果，他们在调研时发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朝克感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是一个模式的砖瓦房，这使人们无意中损害着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用他们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毫无疑问，丢失或破坏了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同样会丢失或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文化软实力。”那次专题调研结束后，朝克马上就写出了3万多字的专题调研报告。接着，他在2007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农村牧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及旅游经济价值的建议》，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

　　10余年人大代表生涯，对朝克来说既充实又有意义。他每年都抽出一定时间为履职深入牧区农村，走访牧户农家，搜集第一手材料，积累素材。正是因为这样执著的努力和付出，10余年的时间里，朝克先后提交的近80件议案和建议，引起了不少共鸣和关注，而且“无一例外地得到各有关部门的回复和关注，有的已经落到实处”。

　　“当全国人大代表，责任重大。所以，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毫不含糊地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因为，这是党和人民赋予你的责任和权力。”朝克告诉笔者，前不久，他刚刚当选为中宣部评选的“四个一批”人才，还到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专题调研。这次专题调研中，他同样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有关草原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对草原的科学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打算在明年的“两会”期间提出一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议案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