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农业部科技入户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主任程序教授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认为，结合我国实际，农民进城打工并不是越多越好，要“工业下乡”反哺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要明确农业现代化投资主体

　　记者(以下简称“记”):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任务。目前，对中国来说，应当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

　　程序(以下简称“程”):当前我国有些地方农业已出现萎缩的苗头，急需谋求对策。比如，农业规模化要尽快“破题”，要按比较优势和比较经济效益组织生产布局，农业生产逐步区域化和专业化，要推动农民合作组织有大的发展，农业服务真正实现社会化，要发展生态农业，要下大功夫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等等。

　　但最要害的问题仍是农业现代化的投资主体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个体农民能成为主体吗?他们的年人均收入只有3000余元，其中现金收入只有千余元。但据估算，具备农业现代化必备条件，人均投资至少10万元，需攒多少年?主要靠国家财政行吗?如果人均10万元，8亿农民至少共需80万亿元。是目前国家年财税总收入的几十倍。

　　既然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那么只有农业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投资主体。

　　记:目前，我们的做法似乎刚好相反?

　　程:是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几乎众口一词:农民进城打工越多越好。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农民(农村多余劳动力)都进城，是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而对发展农村中小企业犹豫不决，过分强调工业要向位于城市或城郊的各类经济开发区集中。

　　工业下乡帮助农村造血

　　记:世界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程: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时，政府及时地、有意识地通过立法、规划、布局、引导和投资等各方面，大力推进“工业下乡”，把工厂建在农村以及改造传统的农村企业等。最典型的是1971年颁布的“农村地区工业导入促进法”，内容是限制工业在太平洋沿岸和大都市集中，促进农村的农业与工业有机结合，实施农工商一体化。紧接着在1972年出台了“工业重新配置促进法”，规定把占全国工业产值73%的太平洋沿岸地带企业的一半，搬迁到2371个农村市、町、村(占总数的90%)；并提供拆迁、搬运资助和优惠转移贷款。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近年来被我国领导人所重视。1970年，当时的韩国政府领导人决定推动“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所制定的三个目标，头一个就是促进工、农业均衡发展；第二个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的综合开发并带动农民自己起来建设家乡；最后一个即是推动农业向所谓“非农”领域即农村工业拓展。

　　文:周志坤图: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