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平

　　文/谢林平

　　图/采采

　　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再次把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摆在全党全面推进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专家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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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问题。譬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还有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这些改革还是属于局部领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对于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相对于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广大乡村，中国农村改革则不同了，它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于农村改革。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上考虑，中国下一个30年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再过30年，也就是到了2038年，已接近于本世纪中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含义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标准呢？

　　尽管我们不赞同“唯GDP主义”，但我认为人均GDP终究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我国专家做过测算：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10871亿元，约合美元2.645万亿，人均超过2000美元；按照预计年均增长7.5%并以当年不变价和汇率计算，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约为7.2万亿美元，按当年总人口14.5亿计算，人均约为5000美元。广东的专家测算是，到2020年，广东人均GDP可达7000美元（其中珠三角18000美元，粤东西北5400美元）。我国还有专家测算，到2050年，按当时15亿人口计算，我国人均GDP约为12000美元左右。

　　上述这些数字可以大致上为我们勾画出下一个30年以及再长一点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目标。在已走过的30年里，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10%的高增长；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为了达到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我们还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约为6%-7%）。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再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量，人均GDP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因为中国人口总量的约60%-70%在农村，即我国现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我认为我国农民工群体仍应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群体的法定身份、主体消费和基础财产都还在农村）。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我们一方面自豪于已有的奇迹，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奇迹背后的困难和再发展的难度。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再次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农村改革，再次向全党提出农村改革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具有核心的、战略的、全局性的意义。

　　从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

　　“从这个国际比较中，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中央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3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1978年），中央派出了多个高级别代表团对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其中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历时36天，这个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同志20年后回忆这次考察时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这一年的6月份一个月内中央政治局开三次会听取各考察团的汇报。（参见《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主要领域的交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或从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印象和感受来看，发达国家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可以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难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巴接送乡村的孩子上学；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代工业体系已基本建成，中国已经有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青岛、大连、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一长串的现代城市，但中西北部大多数的农村却还非常落后，更不用说城乡二元结构在管理体制上、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巨大差异了。对这种现象，有评论说“中国城市像欧洲，中国农村像非洲”。从这个国际比较中，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中央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还有一点，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旦步入现代化之后其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8%。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中国的农业人口是否也要减到5%～8%呢？即便是减少到10%，意味着在未来的三四十年内我们要把现有的和新增的六七亿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能否做到这一点？能否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转移？或者说，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无必要完全按西方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走？我们能否摸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能不能在保持相当农村人口的情况下，譬如说保持在20%左右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可否设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不放在城市而放在乡村居住，如果那时乡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达到甚至超过城市的话，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可以在乡村安置相当数量的人口（加上为老年人服务的劳动力人口）吗？现在西方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是已不工作的老年人口。借鉴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之路。这是不是我们在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中可以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呢？我想是的。

　　———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好的经验，又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我国国情，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巡视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