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标志着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结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开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改革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其开篇之作，就是1979年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此后，1983至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如柯云路的《新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等。随着改革时代而诞生的“改革文学”，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闪耀的一个专有名词。

　　“乔厂长”：改革英雄的代名词

　　写《乔厂长上任记》时，蒋子龙正在一个1300多人的大车间当主任，副厂长是他的同学，对改革开放有不同认识，遭遇了许多困难。于是，蒋子龙就想假如我当厂长该怎么办，必须这样办才能打开局面。他用了3天的时间写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在小说中描写了某重型机器厂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赴命于危难之际，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变了全厂的涣散状态，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

　　1979年7 月，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于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坚毅的英雄形象，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有的工人还特意买一本《人民文学》第7期送给厂长，希望厂长像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

　　但是，1979年9、10两个月，《天津日报》上却连续发表了四篇批判文章，指责《乔厂长上任记》反对“揭批查”运动。与此同时，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却对小说给予了高度赞誉。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厂长上任记》以一万三千多的最多票名列前茅。

　　1980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钟声》以及同名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风靡全国。一时间，竟出现了万人争说乔厂长的盛况。蒋子龙回首当年，感慨地说：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

　　《新星》：县委书记的从政指南

　　柯云路的小说《新星》以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为主角，讲述果断有魄力的李向南在县城大展拳脚进行改革，被群众誉为“李青天”。李向南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动作，触及了以县委副书记、县长顾荣为首的原有官僚集团的利益。代表改革派的李向南和代表保守派的顾荣进行了多次交锋，面对重重阻碍，李向南义无返顾，还愈挫愈奋。在这个人人热衷讨论政治问题、改革开放的年代，《新星》引发了后来的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社会影响。

　　《新星》最早发表在1984年的《当代》增刊上，之后被全国多家大小报刊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短时间内加印多次，卖出几十万册。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小说连播形式播出《新星》。人们把贪官污吏都称为《新星》中的恶官僚“潘苟世”。《新星》在香港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而在内地则曾被称为“县委书记的从政指南”。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回忆说：“在当时全社会引起了一场《新星》热。人们提起《新星》，就会津津乐道于主人公李向南正直、执着的优秀品质，一时间李向南几乎成为了那个时期好干部的代名词。”

　　1986年，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期间的黄金时段播出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12集电视剧《新星》，省级电视台先后播出两遍以上，近乎奇迹。在《上海滩》、《霍元甲》等香港电视剧大行其道的年代，《新星》凭借其改革题材所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共鸣位列当年的收视率冠军。《新星》火爆，体制改革成为家家户户关心的命题，李向南的扮演者周里京也从此成为县委书记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