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有人想起我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问及当年的创作过程。其实过程很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乔厂长，是他找到了我。但小说发表后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或许正是因为这些麻烦人们才记住了这篇小说。

　　一

　　《乔》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当时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工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有近三万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员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却没有一个工厂的诸多独立性。我憋闷了许多年，可以说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点活。可待我真想干事了，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不给你坐劲，上边不给你坐劲……

　　我感到自己像是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回不了家，最长的时候是七天七夜。身心俱疲，甚至还不如蹲牛棚。蹲牛棚期间精神紧张，但身体清闲，不是坐着写检查，就是站着（顶多撅着）挨批判，一般不会挨打。这就牵扯到给我“落实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厂给我恢复中层干部的待遇，另一方面还要在我身上落实“文学政策”。在“文革”中我之所以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因为给厂里“一号走资派”写过报告和总结材料，被称为“黑笔杆子”，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小说，凡“文革”前的小说在“文革”中大多都被认为是“大毒草”。而且就是“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还炮制了“全国知名的”，也被称做“毒害过全国的”大毒草，那就是1976年初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在全国批倒批臭”。

　　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派人来给我落实“文学政策”，向我讲述了怎样将《一天》打成毒草的过程，编辑部的人谁不承认它是大毒草，谁就不能参加毛主席追悼会，被打入另册。由于让我做检查被我拒绝，编辑部派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给市委领导看过之后押我在上面签字画押……等等，为这一切向我检讨，如果我能原谅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意思就是说我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不原谅编辑部。“文革”又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发动的，我从来就没怪罪过他们，看来这篇小说是非写不可了，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很容易，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

　　二

　　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

　　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这本杂志上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的精神！”

　　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了文章，我记得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把小说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

　　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罪莫大焉。但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强，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果然开门出来了，还说“豁然开朗”。我也一直没想明白，他遇到的都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豁然开朗”呢？

　　三

　　当时天津经委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但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理由是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还随身带着一张北京的大报，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上任》。然后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并只承认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记得我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你肯定是真的，因为你是大活人嘛！连我写的那个乔厂长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

　　还有闹剧。天津一位老同志，对《乔厂长上任记》深恶痛绝，到淮南一家大煤矿采风，负责接待的人领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绍信知道他是天津来的，就向他打听我，打听“乔厂长”这篇小说，于是老作家展开了一通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旁边却没人管他了，后来有个服务员接到电话通知他说，我们这里不欢迎反对乔厂长的人，你还是另找地方去采风吧。这位老同志回来后可不依不饶了，又是写文章，又是告状，说我利用乔厂长搞派性，慢待老同志。我生活的城市的一家大报，对《乔厂长上任记》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市最大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竟因批判这篇小说忘了谈正事，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布置植树和节育的事。因此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回厂传达时说：“咱厂的蒋子龙不光自己炮制毒草，还干扰和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领导如此大张旗鼓地介入对这篇小说的围剿，自然会形成一个事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作家协会换届，领导在做动员报告时还要反复强调，“不能以乔厂长划线……”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竟然成了划分两种路线的标志！

　　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无论当时的现实是欢迎他，讨厌他，甚或是惧怕这个家伙，却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也可以说是集体创作，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我的虚构可能拨动了现实中某根甚为敏感的神经，但我并不想触犯什么禁区，只想讲述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有人说“作家是一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生活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

　　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