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遭受的一切不幸中，疯癫状态依然是人们最应该给予怜悯和关心的不幸之一。我们对它的关注应该是毫无吝啬的。当毫无治愈的希望时，仍然有许多的手段能使这些不幸者至少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

　　王新环

　　目前，全国现有精神病人1600余万，其中具有暴力倾向者为1.6万到3.2万人。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住院费需五、六千元，治疗综合费高达数万元，一年全国治疗精神病人费用约1亿元。精神疾病患者治疗费用和劳动力造成的负担约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20%，到2020年，将占到疾病总负担的14。从2001年起，精神疾病负担已位居疾病总负担的首位。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精神病症的治疗率仅为30%，这其中既有医疗机构少(全国医疗机构有500多家，专业医师不足2万人)的原因，又有因贫困放弃治疗的原因。

　　家人监护的无力、慈善基金的限定、政府职责的未尽和司法处置依据的不足等困境，成为我国精神病人群体所面临的现状。

　　精神病人被杀害时有发生。近期发生了三起弑杀案件：江苏农妇李道红，用安眠药杀死20岁的脑瘫女儿；成都姑娘婷婷用枕头捂杀熟睡中的精神病孪生妹妹涓涓；武汉精神病人谢某被其哥哥与姐夫杀死后抛尸湖中。弑杀亲人，缘于家庭不堪精神病人造成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压力。这类案件是情可宽宥，还是法不容恕？

　　同样，精神病人随时存在犯罪隐患。1990年末，云南澄江农村一名精神病人杀死了一名儿童，因精神病无法定罪收监，家属又因经济拮据无力对其治疗和监护。一年后，又杀死6名儿童。无奈，当地警方违法将其长期关押。2006年3月底，云南安宁市温泉镇突发山火，并波及昆明市西山，火场面积达8600多亩，扑火队伍多达6500余人。引火罪魁是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精神病人。

　　据统计，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杀人案占91%，平均每名被查获的精神病患者杀1.85人，最多的杀死7人。每年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病例中，近80%为刑事案件，绝大部分被鉴定者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精神病人滥杀无辜和被杀害的案例频发，因此，在此语境下，既需要保护公民个人免受精神病人的危害，又有必要对精神病人给予某种特殊的帮助。

　　精神病人具有某种怪异体质，不具有常人的行为理性，是心灵的未知之域。如福柯所说：“那种顽强的兽性，使其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疼痛和免受疾病的伤害”；“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上，知识的海市蜃楼中或无理性的世界中”。他们不谙社会规则，行为游离社会秩序之外，虽然享有人之外表，但行为常屈于欲望、本能及癫狂的支配，无法正常认知社会规则尤其是刑法规则的禁止、教育意义，犹如低等动物。所以，精神疾病患者“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

　　但是，精神病人却是自然意义上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之一，享有天然的人权和人性尊严。对于作为人类社会之成员的精神病人，坚持人道与人权的标准既是社会文明的要求———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恰好在于对待弱者的态度———也是人类这个群体对同种个体的义务，每个人都不是一座独岛，莫问丧钟为谁鸣，它也为你而鸣，为所有而鸣。避免个人的不幸，会大大消除个人在社会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整个社会的安全感。福柯说：“在人类遭受的一切不幸中，疯癫状态依然是人们最应该给予怜悯和关心的不幸之一。我们对它的关注应该是毫无吝啬的。当毫无治愈的希望时，仍然有许多的手段能使这些不幸者至少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

　　但是，维持精神病人正常的生存状态又是一项成本高昂的事业。在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链中，政府未尽保障义务，社会慈善也不能补位时，家庭成为病人得到救治的唯一依靠。监护人固然有救治病人的法律和伦理义务，但是，一个精神病人缠住一个成年劳动力，拖垮一个家庭的例子数见不鲜，他们成为整个家庭的噩梦，不但使家庭家徒四壁，而且导致家人也常伴有抑郁综合症。当家庭面临不可承受之重时，悲剧便会发生。

　　但是，对这些弑杀案件，又不同程度地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究竟谁是根本的错误之源？精神病人更大程度上是家庭的事还是社会的事？是让家庭独自身消化、解决这个家庭内部的错误，还是由社会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在全社会范围内消化、解决？虽然，处理的细节有商榷的余地，但根本的答案却不言自明。

　　从上面所举事例来看，精神病人既是一种危险源、自身也经受着危险。当其引发危险时，由于许多精神病患者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作案后多不负刑事责任或免于刑罚。而要免受危险，就必须对精神病人做必要的看管和医疗。无论怎样，对精神病人进行隔离看护治疗才是根本之道。

　　实践上，家属私自禁闭，不但使精神病人的基本尊严丧失，更重要的是，它使立法陷于困境。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包括精神病人都不能被非法拘禁。但是，家庭成员把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囚禁起来，这种禁闭仅为管束而非医疗。在一些农村，被关在牛棚、猪圈和铁笼里的精神病人，最后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自杀，有少部分逃脱后到处流浪、肇事。家人不堪其累：“她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真希望她尽早死去”。更有甚者，冷酷人性的弑亲便出现了。

　　如果立法试图结束这种禁闭，那么在何处安置精神病人：监狱、医院，还是家庭救济？由于费用巨大，由政府建立的“安康医院”、“精神病院”也捉襟见肘，致使不少精神病人处于失控状态。让作案的精神病人回到社会，会成为安全隐患，关押又于法无据，这就出现了执法者甚至不希望对精神病人作司法鉴定的怪现状，于是，监狱关押一些精神病罪犯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最有效、最便捷的管束方式。公法退而私刑进。政府未尽责时，司法系统对“私刑”禁闭的做法也只能听之任之。

　　历史上曾使用“密扎”和专横的囚禁手段，将精神病人囚入医院、监狱或被混杂在教养院中。后来，对精神病人处以保安处分，实行物理隔离，也完全是约束性的，没有任何劳役上的考虑。保安处分具有防范精神病人攻击别人或被别人攻击的社会安全功能，而且提供免费的口粮、安全的住处、适当的医治。从结果看，目前的监禁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愿的双重作用。

　　精神病是一种严酷的社会问题，对政府而言，解决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卫生部负责的重症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已在30个省市自治区实施，各地正加紧探索接近中国国情，比较优化的方案。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是一个法律问题，决不能像福利院可以随时收容被抛弃的先天性痴呆儿那样随意而为。首先不能随便强迫成年人接受这种治疗，这是人权保障的需要；其次家属应当提出收治申请，专家对病状进行鉴定，对是否存在具有严重攻击性隐忧进行评估；最后若有必要，则必须由司法机关作出强制医疗决定。

　　人道性的隔离治疗，不仅要医治神经纤维及其幻想梦魔，更要治疗其心灵。而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回归社会，过一种至少“还过得去”的生活。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