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是大型文艺演出中最有影响力的盛宴大餐。但早就有人指出，春晚也存在假唱。2009年春晚总策划、总撰稿、总协调秦新民日前表示，这回将都是“真唱”。反假唱从最具影响力的“春晚”做起，是“春晚”的义务和责任，但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演艺界从此不闻“假唱”声。

　　11月12日，文化部就《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有媒体在报道这—消息时，称这—细则规定: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否则按违规处理。

　　没有想到，这—引起轰动的打假消息，原来是迟到的读解，“这个规定2005年就已经有了，而今年发布的实施细则对假唱这—条并没有做重新的修订”，文化部有关官员指出。

　　虽然是迟到的读解，这—消息依然在艺坛和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假唱有多假?

　　关于歌手假唱的报道，多年来不绝于耳。蒋大为、那英等大腕都曾深陷其中，也不断有人撰文揭露这一不正常现象。

　　有论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文艺舞台即已出现这一不正常现象。始作俑者，是某些大型演唱会、文艺演出的导演和演员们。应该说，不少歌手都有扎实的基本功、较高的歌唱水平，他们愿意把真实的歌声献给观众，把心中美好的艺术感情奉献给观众，不愿用虚情假意的假唱欺骗观众。但也有一些演员已是明日黄花，已经不具备登台演唱的条件，但因牌子亮，仍会受到晚会的邀请，自己也想挣点演出费，就使用原来的录音对口型假唱。

　　娱乐圈内，假唱问题一直属于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歌手郑钧日前指出，假唱在当代中国艺坛非常盛行，“真唱比例仅占20%”，令人闻之色变。业内人士指出，港台来大陆的歌手假唱的相对要少一些，国外则非常少见，不许假唱的立场非常鲜明。

　　假唱现象的起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歌星，歌星有的是偷懒，有的是身体欠佳，有的是活动太多调整不过来，等等。一是演出单位。理由是受场地条件限制，现场设备不好，为了演出能达到好的效果而放原声带。

　　艺人:众说纷纭

　　对于假唱，艺人们众说纷纭。因为没有做过详细的量化分析，说不清拥护或反对假唱的人各占多少比例，具体到个人来说是偶一为之还是乐此不疲。

　　总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曾写过一篇文章《希望再不要唱双簧啦》声讨假唱，在文艺界引起过相当大的轰动。但过了这么多年，“假唱”现象照样我行我素。对此，程志认为罪魁祸首是电视。“在内地，电视台大都以‘保证晚会质量’等理由允许假唱。可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演出，也不能保证十全十美。世界顶尖级的歌唱家有时也会唱破音，但观众认为他尽力了也会尊重他。而电视台的所谓‘完美’，是以牺牲真正的声乐艺术为代价的。”至于根除“假唱”，程志认为还有一定的难度:“我能做到的就是坚持真唱，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还有一点纯粹的乐声。”

　　有报道说，德德玛病得直不起腰，依然断然拒绝演出商假唱的建议，宁愿让人搀着走上了台;容祖儿则说，让她假唱，“那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勇气真唱了”。张靓颖表示:“真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们都值得观众尊敬，不仅仅因为她们坚持真唱，而是因为她们尊重音乐、尊重观众，也尊重自己。真心地希望我们的音乐空间能够充满真实的声音。

　　中国最负盛名的摇滚乐手崔健，是较早站出来声讨假唱的艺人。他旗帜鲜明地说，假唱就是骗人。虽然和那英很要好，但他还是揭发了骗人的朋友，明确指出那英演唱作假，倡导歌手都要真唱，在歌坛引起了一场地震，人称“真唱运动”。对于争议，他说，这“自然是僧说僧有理，佛说佛有理”，“如果你明知是现场演出，却拿着麦克风站在那里假唱，那就没有道理，从任何角度都不应该说得通。我认为，对于‘假唱’最重要是立法”。他认为，“真唱运动”不只是对歌手发起的，这是“向整个音乐界发出的，包括电视台的导演、演出商，我可以这样说，他们不要以经济为借口”。

　　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采访时，崔健再次批评了一些大型歌会盛行假唱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有假唱，为什么有假表演?因为这些电视台不搞真正的音乐制作，他们就是要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最有商业效应的内容。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日前，遭到批评的那英首次对去年崔健说她假唱一事作出回应，并对崔健的反假唱运动表示不以为然:“他这样做是对整个流行音乐的伤害，是在贬低和不尊重流行乐坛，他从来没有看得起流行音乐。如果他真的把我说服了，我会很坦然地穿上他所谓的反假唱的T恤。但现在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也绝对不会支持他这个运动。”

　　尖锐对立，孰是孰非

　　已被拘押的臧天朔的观点体现了他的灰色:“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我觉得歌手也好，媒体也好，都没有必要总是揪着这件事不放。”他进而提出，决定真唱还是假唱，有诸多综合因素。假唱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它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如果一味倡导真唱，很多活动都举行不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能保证演唱效果的设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媒体炒作外国歌手或团体来演出带了几个集装箱的设备。我们有时到一些城市演出也会遇到音响问题。是不是真的用开会的话筒或喇叭来唱呢，那声音还不如说话好听。所以，作为一个歌手，我认为保证音乐作品质量才是我们应该

　　考虑的问题。

　　他昔日的好友斯琴格日乐，对崔健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她说，崔健的反假唱运动有点走极端。歌手都希望真唱，但有时也得看条件是否允许。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好，假唱也情有可原。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没必要闹得那么大。

　　周艳泓则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作为歌手，真唱是职责，是职业道德。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观众，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但是在一些重大的演出上，如果歌手有一些不能克服的会影响演出质量的原因，对口型也是允许的，因为这是为了保证演出万无一失，大家能够看到更完美的演出。

　　李春波则说，100个歌手可能有99个都在某种意义上假唱过，因为有些场合做现场演唱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崔健提倡真唱是对的，如果在体育场馆里还假唱，我就不能接受。

　　观众:假唱不对

　　作为受害者，观众的反应总体一致:假唱不对。但反对的程度和对假唱的认识、对假唱的容忍度，还是有较大差别。有部分人甚至表示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批评者中有人撰文说:这不是明显欺骗歌迷，欺骗观众吗?不明真相的现场观众高举歌星名字，声嘶力竭地声援他们的偶像，却没想到他们崇拜的歌星正在场上卖力地对口型，买这么贵的门票进来难道是为了听假唱的?这样还不如回家听唱片呢!

　　有读者表示，如果说假唱是由于身体不适还可以理解，可是一场晚会几乎一半多的歌曲是假唱，说都有特殊情况，就不合情理了。假唱是歌坛艺术的耻辱，是歌坛艺术的大倒退，应当引起导演和演员们的深思。

　　不知是中国人善良、善解人意，还是社会上充斥的假文化已让他们不辨五色，也有人表示，“明星假唱这种事情太多了，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很矛盾的。首先人们花钱看演出，当然期待能够看到一场完美的表演。如果歌手们频频破嗓或者走调，观众一定会很失望。但如果都采取假唱，那么也就失去了看现场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假唱’还得一分为二地看。大家应该包容一点”。

　　打假:说说容易做起难

　　文化部《细则》引起了关注和重视，但落实《细则》仍然是困难的。就像职务犯罪需要群众的参与、群众的举报一样，打击假唱也需要观众听众的参与。但遗憾的是，对于如何保障消费者的利益，《细则》并没有涉及。

　　西安的陈黎力律师说:“观众既然购买门票观看演出，就等于与主办方形成合同关系，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旦演员‘假唱’欺骗观众，观众就有权要求退票。”

　　但是对于假唱的行为如何进行监督，陈律师称，这确实存在难度。如果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电视台为保障演出效果，演员不得不进行“假唱”时，条例的实施细则应该作出“特殊情况的例外”规定。

　　监督难，还体现在既难以取证，又投诉无门。这导致文化部的规定虽然已出台三年，但至今未见披露观众关于假唱的投诉，同时，文化执法部门也没有处罚过一例假唱事件。受访的群众表示，希望在监督环节要更认真细致些，文化执法部门除了重视举报，还要主动出击，现场考察，一经发现假唱，坚决给予处罚。在文化部再三强调之后，如果只说不做，不仅对于假唱是一种放任，更是对法规的蔑视、对政府形象的玷污。

　　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主席文隽在博客中谈到，条例实施的关键在于界定“营业性演出”。他说:“我有兴趣知道的是这个所谓‘营业性演出’，是否包括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及转播的一些晚会。”

　　对于演出商，对于电视文艺晚会，都应严加管理，进一步明确要求。演出商为了请到大牌、为了演出效果，主动让歌手假唱的占很高比例。但也有演员自己假唱的。尽管与明星们签订协议时，一般都会把“不准假唱”写进去，以便保留追究违约的权利，但这一般都流于形式，演出商不敢也不会去举报，否则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对于根除“假唱”，演艺界也很关心。程志认为有难度，崔健的助手表示，《细则》出台可以看作一直以来的努力终有成果。

　　要完全遏制假唱，光凭一个新条例还很不够。这不仅需要行业的自律和歌手个人的反省，需要歌迷的支持，需要执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真正的根源是，不仅演出商、演员，连观众都对“假唱”存有很大的容忍度。这让人想起社会对“好贪官”的容忍，更让人想起当前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造假行为。从改革开放之初对新产品的仿造假冒，到今天的假药、假牛奶、有毒食品，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造假行为已充斥我们的生活。而在政治文化领域，隐性的造假也是无处不在，从官员的作秀、假大空的讲话、假政绩，到作为社会良心的学者们的假论文、假学历、严重抄袭，全社会造假的土壤非常深厚。前总理朱基提倡会计“不做假账”，时至今日，会计行业做到了吗?全社会谁还记得这句话、谁真心落实了这句话?如果我们都对假的行为放任自流，指望演艺界不逢场作戏，定然比登天还难。所以，打假，一定要全社会的参与，一定要从根子上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