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日前“炮轰”我国现行教育的三大“病症”，其中之一就是“高中文理分科”，他认为：“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11月30日《广州日报》）

　　朱永新的“炮轰”点出了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一个要害问题，即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式微。在教育中，具体表现为只重视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是有效的，不重视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是有益的，只重视让他们知道“成本-收益”的计算，不重视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善恶美丑。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教育忽视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朱永新把中国学者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也归咎于这一病症，一些网友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把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奖中的自然科学部分视为一种最高科学成就的指称，把朱永新的焦虑理解成希望中华民族能够为世界贡献伟大科学家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话了。因为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无不对人类命运充满了关怀，无不把造福人类作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最大动力。

　　西方非常重视“通识教育”，他们在教育中灌输人文精神，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看作是教育的核心。西方通识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把科技的发展置于人文和伦理的关怀之下——这和朱永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目前困扰我们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人才流失、校园暴力、学术腐败、缺乏创新等，从根本上说，也都和中国缺乏自己的通识教育，没有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有很大关系。（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