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8日，老市长汪道涵出现在上海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口，出席联谊大厦落成典礼。在时任副市长的倪天增和香港新鸿基集团主席冯景禧共同为大厦落成剪彩时，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此时，中外记者和参加典礼的其他人纷纷拿起照相机、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准这座高高耸立的大厦。人们有理由高兴，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建造的第一座高层涉外商务办公楼，创造了申城楼宇高度的新纪录，也是当时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材料最多的一幢智能写字楼。

　　外商办公用房奇缺

　　锦江集团所属上海锦江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王华江当时也在落成典礼的人群中，他是联谊大厦首任总经理。回忆当时情景，王华江眉宇间仍透出兴奋之情：“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联谊大厦。”

　　改革开放前，上海没有外资企业，屈指可数的几家外商代表机构集中在锦江俱乐部和几家涉外宾馆中，办公用房矛盾基本不存在。改革开放后，外商代表机构和外资企业开始闯荡上海滩。然而，当时的上海，不要说像联谊大厦那样的现代化智能商务办公楼，就连普通的办公楼也很少。

　　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困难，似乎难以理解。当时任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总经理的汪阳告知，那时外商代表机构和外资企业纷纷设立，但雇不到人、借不到车、租不到房，这是上海对外开放前进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要说外商租房有多难，汪阳记得，锦江俱乐部所有房间全部被外商租用，锦江饭店中楼和南楼几乎都改为办公用房，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涉外宾馆一些客房也改为办公室，但就是这样，仍难满足外商需求。个别外商出于无奈，偷偷租用居民住宅，开设“地下办事处”。

　　外商用房奇缺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以沪港合作方式投资建设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务办公楼。

　　五天建造一层楼

　　这是一项新的试验，联谊大厦建造前，上海从未以合资合作形式投资建造并管理涉外商务办公楼，也没有一幢可供借鉴的现代化商务办公楼。

　　项目合作方上海锦江联营公司、上海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香港新鸿基集团公司研究后决定，要做就要高起点，使之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一个样板工程。当年锦江联营公司总经理任百尊曾说过，联谊大厦一要造得快，二要尽可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材料，以体现上海水平和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王华江告诉记者，联谊大厦用的设备和材料，在当时几乎都是最好的。如约克中央空调、冷冻机、锅炉、日立电梯、擦窗机、监控系统、冷却塔、玻璃幕墙等，均从境外购买。除锅炉、变压器、上下水管道换过外，其他主要设备如电梯、中央空调、冷冻机等至今仍正常运行，就连玻璃幕墙也只是例行修护，从未更换过。

　　联谊大厦的投资建造，既讲国际性又讲先进性，在建造期间，曾创造出5天建造一层楼、仅22个月建成竣工的奇迹，让世人看到了不亚于“深圳速度”的“上海速度”，看到了上海再度崛起的希望。高107米28层的联谊大厦，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国内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一花引来百花开

　　王华江至今清楚地记得，离落成开业还有半年，联谊大厦的预定出租率已超过七成。

　　三菱商事、丸红、通用电气、IBM、惠普、王安电脑、DEC、花旗银行、ABB、三洋电机、新鸿基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要求租用，一些跨国公司还希望独自包下两个楼层。由于要求入驻的外企太多，不少得排队登记一年后才能租到，为此不少外商托关系、打招呼。

　　联谊大厦的横空出世，不仅缓解了当时上海涉外商务办公楼紧缺的困难，也带动了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商务办公楼相继问世，推动了上海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自联谊大厦之后，各地玻璃幕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仅上海已建成的玻璃幕墙建筑差不多就有约3000幢。涉外商务办公楼的增多，明显改善了外商用房条件，昂贵的租金也逐步下降。而本市外商代表机构从当年不足400家，猛增到现在的1.2万多家；落户申城的外资企业从100多家发展到如今超过5万家。

　　令王华江自豪的是，联谊大厦落成后23年间，从这座楼里走出数十名物业管理人员，将联谊大厦管理模式移植到上海乃至外地的几十个办公楼。他说，这些人在其他办公楼担任总经理、部门经理、主管，而联谊大厦则成为培养他们的“母校”。联谊大厦摸索出一套涉外办公楼宇物业管理模式，而那时社会上找不到这类教材，许多单位闻讯，纷纷拿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