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日前“炮轰”我国现行教育的三大“病症”，其中之一就是“高中文理分科”。他认为：“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历史、学地理，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11月30日《广州日报》）

　　朱永新的“炮轰”可谓切中教育时弊，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即中学教育的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式微。具体而言就是只重视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是有效的，不重视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是有益的，只重视让他们知道“成本—收益”的计算，不重视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善恶美丑。打个比方吧：中国教育目前的做法，就相当于只重视把剑磨得锋利，至于这把剑将掌握在谁的手里，保卫谁，刺向谁，则不甚了了。

　　朱永新把中国学者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也归咎于这一病症，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把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奖中的自然科学部分，视为一种最高科学成就的指称，把朱永新的焦虑理解成希望中华民族能够为世界贡献伟大科学家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话了。因为真正伟大的科学家，无不对人类的命运充满了关怀，无不把造福人类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我们很难想象，假如他们都是一些浮躁而且急功近利的人，只是为了金钱、地位而工作，他们又怎能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

　　而事实上，西方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灌输人文精神的，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看作是教育的核心，他们将其称为“通识教育”。西方教育家认为，由于大部分学生不能升入大学，因此到了大学再进行“通识教育”就太晚了，必须在中学就开始。这种“通识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把科技的发展置于人文和伦理的关怀之下——这和朱永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目前困扰我们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人才流失、校园暴力、学术腐败、缺乏创新和自己的独立技术、缺乏自主品牌等，从根本上说，也都和中国缺少自己的通识教育，没有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有很大关系，因为人们都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愿意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承担责任，那自然就是有奶便是娘，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了。

　　其实，类似朱永新这样的呼吁，以前也曾经有人发出过，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始终未见有关方面的回应，但愿朱永新这一次的“炮轰”能激起几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