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排污权这玩意是典型的舶来品，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的拍脑袋发明。有个叫alistairpaton的人正是借此创立了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的生意，并因此而发家致富。

　　排污指标这么值钱，这恐怕是老早以前的中国人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虽然“洋为中用”多年，可有中国特色的排污权交易是否能和国际接轨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是某市首次拍卖企业排污权。于是存于心中多年的疑问又再次冒出头来。

　　首先，我们当然得肯定排污权交易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指标值钱，受利益杠杆驱动的企业会努力想办法节能减排，这从很大程度上对于我们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悬在排污权上的重重疑云。

　　大家都知道，排污权交易必须是建立在排污总量监控确立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要控制总量，首先要科学、准确地测算出一个控制区域的最大污染物排放允许量。环保部门需要知道每个企业排污量是多少，就必须将跟踪、监测排污的数据量化，这样就对我们的环境监测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如果交易想要向其他污染源扩展，要解决的问题就更复杂。目前，该市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只有大中型企业按规模安装了污染源在线监控设备或计量计，推广还有待时日。换句话说，目前我们的“交易量——环境容量——存量”中的存量实际上是远小于实际排放数据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交易量很有可能是超出环境容量部分的交易，越控制越严重正是这一原因的直接后果。此其一。

　　其二，由于环保部门掌握着排污权的分配指标和交易方式，一旦权力参与排污资源分配，如何避免权力寻租就成了一个疑问。每个企业的排污问题多少是有关部门核定的，企业排了多少也是环境部门监控的，而企业有多少指标可以拿出来交易估计也是要受相关部门监管的，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排污权交易就成了一场掩耳盗铃的权钱交易的游戏。

　　有关专家认为，排污权名义上是公共资产，但是由于企业的初始排污权由管理部门分配，实质成了管理部门的权力资源，这就使得排污权交易的规范建立在管理部门以及相关负责人的“廉政自律”之上，这显然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制度。

　　目前，中国正在悄悄上演一场产业大转移的好戏。许多企业冲着内地更加廉价的办厂费用，将工厂从沿海移向了内地。这在刺激内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环境污染的风险带了进来。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部内陆省份不仅要控制消化现有的工业污染，还要为未来的大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和指标。这是一个需要统筹全局又需要高度责任心的工作。在这方面，某市为鼓励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给予资金补偿的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鼓励企业退出高污染行业，比起排污权交易应该来说是一种更加彻底的解决办法。这一做法，会让政府在审批相关产业时，抱着更为谨慎的态度从成本核算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角度来考虑问题；也会使某些企业在退出高污染行业后，能够有能力更加快速的实现产业转向，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丰收。

　　我想围绕着排污权交易的红与黑的较量以及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应该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在持继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