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11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参与到事件中来。但是，为什么“不明真相”却又愿意参与到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中来呢？这到底是谁之过呢？

　　首先，政务信息公开与群众的要求严重不对称。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并通过传统媒体、网络、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一些群众关心的信息。但是，由于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公开的程度与群众的要求差距较大，导致政府与群众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信息渠道不畅通的地步。因此，一旦出现某一方面的问题，就极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群体性冲突。“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的发生，都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不对称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官员与群众之间感情基础不够牢靠。我们常说，群众与官员之间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也就是说，官员应当时刻想着为群众服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官员，早就没有了群众观念，对酒桌、饭桌、牌桌、点歌桌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对群众的感情，呆在办公室、宾馆、饭店、棋牌室、娱乐场所的时间远超过与群众呆在一起的时间。久而久之，官员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基础就越来越脆弱，甚至产生对立。因此，一旦发生与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了解真相还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都会身不由己地加入其中，导致事态扩大化、问题复杂化。

　　第三，政府某些行为存在“专政化”、“斗争化”倾向。尽管“阶级斗争”四个字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实际情况来看，“阶级斗争”的思维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呈现出“专政化”、“斗争化”的倾向。一些地方只要发生群体性事件，一些官员的“斗争思维”、“专政思维”就会油然而生，第一反应总是有人指使挑拨、有人利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人故意搞破坏。于是，首先想到的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背后的“坏人”找出来，以教育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虽然动用专政工具对于平息事态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并非因此就能了解真相，就能对政府充满信任。相反，专政工具用得越多，政府与群众的信任度就越小，在一些地区，群众与政府之间、政府的专政工具之间，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对抗和情绪对立。这一点，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四，政府的口号与行动脱节。近年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口头禅，逢会必讲，逢文必写。从表面看，似乎这一问题已在很多官员脑中形成了概念、打下了烙印。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官员说的与做的并不完全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口号与行动完全脱节，并没有真正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群众的诉求、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漠然置之，能胡则胡，能拖则拖，甚至反而认为群众是无理取闹。长期下去，矛盾越积越多，问题越垒越高，导致群众意见很大、想法很多。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以此来发泄对政府官员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