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一

　　11月19日，孝南区检察院对一起交通肇事案加害人白爱军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报孝感市检察院批复。

　　白爱军是武汉市黄陂区个体司机。今年10月6日，他驾驶自己的面包车经孝感回黄陂途中，不慎将一名14岁的小孩撞伤。他自己打110电话给公安机关报警、打120电话给医院抢救，但小孩终因伤势过重死亡。事后，交警认定他负主要责任。在承办检察官主持下，他与受害方达成协议，赔偿15万元，死者父母向司法机关建议对其过失犯罪从宽处理。检察院经研究作出上述决定，不追究致害人的刑事责任。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加害方与受害方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在精神上赔礼道歉，受害方提出对加害人从宽处理或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请求，经检察机关司法确定的过程，称之为“刑事和解”。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主要是轻微刑事案、轻伤案、交通肇事案和未成年人犯罪案。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这种采用调解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案的处理方式经济可行，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要求，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矫正犯罪，同时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二

　　去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刑事和解司法政策以来，我省各地检察机关着手这方面的实践。孝南区检察院探索较早富有成效，今年1至10月已有25人通过刑事和解结案，比去年的16人增加了9人。

　　该院公诉科副科长陈桂华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对案件深入了解后，认为比提起公诉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话，就采取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执法表现方式。“刑事和解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一些案件通过起诉庭审，虽然被害人得到了赔偿，加害人受到了惩罚，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积怨、隐患依然存在。而通过刑事和解，被害方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经济上的补偿，放弃了对加害人的“求刑权”后，也挽救了加害人。双方矛盾化解，都接近效益最大值。”孝感市检察院公诉处负责人胡泽英这样阐述。

　　今年1月18日，应城市3个不满16岁的在校生在3个校外生的邀约下，对3个高中生进行抢劫，抢得手机3部，现金160元。鉴于这3个在校生的行为是初犯和从犯，动机只是为了“擂”钱上网，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校管理不到位，父母在外打工，疏于监管，才实施了这种性质比较严重的抢劫罪行，应城市检察院经慎重研究，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后来回访发现，学校加强了管理，家长加强了监管，这3个学生学习刻苦，表现良好。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刑事和解，能最大限度地挽救他们，保留他们的学籍，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习深造。而对农村亲属、邻里之间的轻微伤害案件实行刑事和解，则能使他们化解积怨，和谐共处，“低头不见抬头见”，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稳定。同理，对交通肇事案件实行刑事和解，可以挽救双方家庭，使他们不致因交通肇事突发事件而同时陷入灾难之中。

　　三

　　检察机关实行刑事和解，除了自身要转变执法理念，勇于尝试外，立法机关建立健全刑事和解法律制度也必不可少。最近，仙桃市检察院傅克非提出应建立“以检察为主导、审查起诉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的刑事和解适用模式。

　　一是扩大不起诉范围，改变刑法目前对不起诉颇多限制的情况，以适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为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奠基。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不起诉程序中增加刑事和解环节，明确其适用条件。三是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即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决定，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视加害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分别作出不予起诉或予以起诉的决定。实践中，虽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并不一定能立即履行。如果检察机关在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况下，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在加害人有能力履行协议而反悔不履行的话，就无法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被害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保护，违背了刑事和解初衷。而暂缓起诉制度则可以保证刑事和解协议有效履行。

　　（记者 刘自贤 通讯员 张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