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新郑博物馆位于该市市区西部，在黄帝故里西侧300米，该馆占地8091平方米，馆藏文物3万余件，主要陈列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礼器等。该馆是河南省县(市)级规模最大、馆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与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地位相称。

　　这座博物馆坐落的位置值得一提，那里是韩国宗庙遗址。

　　1997年，考古人员在博物馆北50米处，发现了一块后来被称为"中华第一碑"的石碑，碑为花岗岩，3米多高，约半米宽，顶呈圭形，前后两面磨光，中部偏下有一圆洞。石碑出土位置，就显示其不同寻常，此处位于一座约百米见方的夯土基址的正中心，而这夯土基址位于一座小城址的正中心，小城址又位于郑韩故城西城的中心。

　　韩国都城沿袭郑国旧制，东城为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作坊区，西城则为国王和贵族居住区。韩国宫城遗址在博物馆北边，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说:"王宫前方，左宗庙，右社稷。"这座小城址恰在王宫前方偏左的位置。考古人员据此认为，这座小城是韩国宗庙，而圭形碑则是韩国宗庙碑，在中国已发现的石碑中，这块碑年代最早，并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周代宗庙碑。

　　两千多年前，这里当是韩国十分威严的所在，时常有庄严神圣而气度恢弘的祭祖仪式。祭祖的人群中，有一颗后来闪耀中华文明天空的巨星－－韩国公子韩非。但在当时，韩非十分落寞忧愤，韩国日衰，他却得不到韩王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前237年，水工郑国的间谍身份被识破，秦国人将其抓进监狱。这时韩桓惠王已去世两年多，他的胡庄大墓完工不久，笼罩陵墓的陵寝十分壮观，其上蓝色的筒板瓦色泽簇新。为了这座陵墓，他的儿子韩王安没少费心思，尽管此时韩国已风雨飘摇，王气黯然。

　　史书上，关于末代韩王安的记载寥寥。不过，他所经历的亡国之难并不值得同情，因为在他的眼皮底下，就有一位超级人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他却不能信任和重用。

　　韩非是大儒荀子最有才华的学生，学成归国已十多年，眼见韩国日渐衰弱，多次上书进谏，但桓惠王和韩王安都未能信用他。远远看着同学李斯在秦国施展才华、建功立业，韩非只有羡慕的份儿。身为王族，他深爱韩国宗庙社稷，不能也不愿如李斯般远走他乡。或许正是这样的出身，铸成了韩非一生的悲剧。

　　在如今的新郑博物馆附近，韩非蹉跎岁月，忧愤不已，在他的叹息声中，韩国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

　　《谏逐客书》助郑国渠完工

　　公元前237年，按照韩国的纪年，是韩王安二年，秦国的纪年则是秦王政十年。这一年，嬴政罢免相国吕不韦，亲自掌管了秦国。不久，郑国间谍案发，被定下死罪，投入监狱。此时，郑国渠正在兴修之中，没有了郑国，后来大名鼎鼎、数代受益的郑国渠势必废弃、夭折。不仅如此，郑国间谍案还引发了连锁反应:投奔秦国的数万六国人才，被勒令卷铺盖卷儿回家。

　　这件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按《史记》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阳翟即今禹州，曾是韩国都城，也就是说，他是正宗的韩国人。在赵国都城邯郸做跨国生意时，吕不韦认识了在那里当人质的秦国王孙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就重金运作，助子楚当上了太子，随后又成为秦庄襄王，而吕不韦成为相国，受封为文信侯，食邑洛阳10万户，门下食客3000，家童万人，成为秦国政坛的一大势力。他的门客多为韩赵魏等外国人才，因此招致秦国宗室贵族的猜忌，尽管吕不韦这些人面对故国毫不留情。吕不韦被贬后，当年他接纳的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宗室贵族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大张声势地要驱逐六国人才。

　　数万人被驱逐，成为当时震动国际的大事。一个叫李斯的楚国上蔡人边打点行装，边给嬴政写了一封信，标题是《谏逐客书》，后来成为千古名文。

　　李斯到秦国，是由于受到了老鼠的启发。他年少时，曾"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两种老鼠截然不同的生活，令李斯大为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于是这个少年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前去投奔著名学者荀子，与韩非同学，"学帝王之术"。在当时荀子诸多学生中，李斯和韩非最为著名，而"斯自以为不如非"。被视为儒家的荀子，最好的两个学生都成了法家，只能说明那个时代需要法家；数十年后，汉代创立，天下和平，儒家才获得"独尊"的地位。

　　李斯学成之后，认为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没有足以建功立业者，因此决定西入秦国。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也就是韩国间谍郑国前往秦国的那一年，李斯来到了秦国。他先投靠相国吕不韦做门客，若干年后找到机会向秦王陈词:如今六国皆弱，秦国独强，这是万世难逢的机会，当"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如若不抓住机会，待"诸侯复强"，"虽有黄帝之贤，不足并也"。这番陈词，获得了嬴政的嘉许。不久，嬴政用他的计策，任用他为秦国间谍头儿，暗中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这些间谍携带重金，收买各国名士大臣，能贿赂的"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间君臣之后，借各国内乱，再派良将领兵攻打。

　　大概工作成绩很出色，秦王"拜斯为客卿"。

　　正当干得顺风顺水时，郑国案发，秦国宗室"请一切逐客"，李斯也不能幸免，"仓鼠"眼看做不成了。在这个历史将发生重大变故的关头，李斯写作了《谏逐客书》。

　　这篇文章理足辞胜，雄辩滔滔，显示了李斯过人的见识和才华，更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成熟和功利。李斯以秦国国家利益作为判断逐客利弊的标准，他先列举秦国四位最著名国君重用客卿的往事，以事实说明客卿在秦国强大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反问道:"客何负于秦哉？"然后指出秦王嬴政广泛接纳外国宝物，而驱逐外国人才，对人对物持双重标准，重物而轻人，"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最后，他论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和荒谬，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全文层层深入，无可辩驳，令秦王嬴政看得一脑门子汗珠，他当即收回成命，挽留客卿，并重用李斯为廷尉，使李斯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如此一来，郑国的案件也有了转机。嬴政重审此案，郑国趁机申告:"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嬴政洞察这个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因此赦免郑国，令他继续修筑此渠。数年后，水渠完工，被命名为"郑国渠"。

　　当年嬴政不杀郑国，实在是明智之举。一旦杀掉此人，秦国没有人可替代郑国，此渠必然半途而废。据现代测量，郑国渠平均坡降为0.64％，反映出郑国测量技术之高超，而此渠跨过河流的"横绝"技术，以及在渠首采用避免泥沙堵塞的横向环流技术，都堪称高明。

　　郑国渠开闸放水，李斯获得重用，这些因素使秦国更加强大富足；而日益衰落的韩国，却放着超级人才韩非不用，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咄咄怪事。

　　超级人才遭韩国冷遇

　　在今天看来，韩国派水工郑国做间谍，无疑饮鸩止渴。不过，客观地说，在一定时间内，这个笨主意也确实消耗了秦国国力，拖住了他们东征的步伐。如果韩国能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选贤任能，整顿内政，变法图强，这个计策或许就"漏勺"变"高招"了。可惜，韩国本拥有才能不逊李悝商鞅的韩非，却不能加以信用，白白糟蹋了郑国的努力。

　　韩非的世系，史书记载不详，只说他是"韩之诸公子"。有小说家说他在诸公子中，身份十分尊贵，是韩王安的堂叔，桓惠王的亲侄子，说他本来有王位继承权，所以两代韩王宁愿国力日衰，也不重用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才。

　　小说家并非没有根据。当年韩襄王的太子婴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弟弟公子咎、公子虮虱都有希望成为太子。公子咎用苏代之计，花了一年多时间排挤掉公子虮虱，自己当上了太子，数年后即位当了韩王，就是长眠在胡庄大墓的桓惠王。小说家的推测或许很有道理，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超级人才韩非悲鸣韩国，不得其用。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这是《史记》中纯客观的表述。

　　韩非洞察韩国弊政，深知图强要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内心的郁愤可想而知。对怀才不遇的韩非，司马迁有着深刻的同情，他饱蘸浓墨，书写了此时的韩非:

　　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的权势来管理部下，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富国强兵，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

　　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由此令韩国弊政丛生。无奈的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这些著述，集法家之大成，其卓越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法家从道家、儒家分离出来，适应时代需要，勃然而兴。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既有理论，又有卓有成效的实践。那个年代，变法往往如变魔术般，很短时间就能兴利除弊，令一个国家生机迸发，活力四射。

　　这些法家人物，思想各有独特之处，李悝重农务实；商鞅重法治，奖励耕战；申不害注重术治；慎到则尚法重势。韩非察天下兴亡之得失，将法术势等诸多学说融于一体，使法家成洋洋大观。而其主导是源自商鞅的法制，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人亡而政不息”，因此韩非更多借鉴了商鞅的法制思想。

　　韩非的书中，很多观点被后世君王采纳，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主张，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从一线脱颖而出的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时移事易，变法宜矣”，韩非要求“废先王之教”，而实行变革，“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从韩非的行文看，很多话都是说给韩国国王听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坚决依法办事，国家就强盛；不坚持依法治理，国家必然衰亡。看一下今天所有衰亡了的国家，他们的官员都在忙于应付混乱而不是致力于建立秩序。国家已经很衰弱了，还不加强法制而在那里钻空子谋私利，这是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只会更加衰弱下去！

　　韩非认为，就(韩国)现在来说，只要去除各种图谋私利的“潜规则”，建立法制体系，并坚决推行全国，就能使“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

　　可惜，这些韩王都看不懂，韩非受到的冷遇，彰显了韩国衰败乃至灭亡的内在原因。但在陌生的秦国，有一个人读懂了韩非，那就是秦王嬴政。公元前233年，也就是韩王安六年，秦王政十四年，韩非的著述传播到秦国，读到《孤愤》、《五蠹》等书，嬴政拍案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时韩非的同学李斯正好站在一旁，脱口道:这是韩非所著的书啊！于是，嬴政点一支10万人的大军，“急攻韩”，不为攻城略地，只为得到韩非。古今中外军事史上，为得到一个人才而派遣大军发动大战的，大概仅此一例。

　　10万秦军汹汹而来，韩王安惊慌失措，但得知此次秦军的目标只为韩非，他有些不明所以，但同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韩非是无足轻重的，于是“乃遣非使秦”。

　　西入秦国的韩非，命运又当如何呢？

　　两千多年前，当韩国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做间谍的时候，身为王族、深爱韩国宗庙社稷的韩非，见韩国日渐衰弱，多次上书进谏，但均未得到重用。为此，韩非蹉跎岁月，忧愤不已，在他的叹息声中，韩国也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图为位于韩国宗庙遗址内的新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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