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11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一审判处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类似曾锦春的纪委书记腐败案，并非个例。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人士认为，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近年来，有的纪委书记利用手中的特权，寻租乃至挟持公权直接进入市场，化公权为私权，变公共资源为私利，已严重影响了纪委书记这一“党内包公”的形象。

　　任何权力缺乏制约都会产生问题，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对纪委书记监督的缺失，必然造成纪委书记掌握的监督权坐大，这种缺少制约的监督权成为新的腐败源头，并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而自有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律在其中。由于纪委书记手握最具有实际约束力的监督大权，一般而言，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具备监督职能的机构无法对其行使有效监督，只有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才能够形成约束力。但在党委里，纪委书记就是排名较为靠前的常委，监督很难实施；而上级纪委与下级纪委并不在一处办公，很多情况千差万别，况且上级纪委经常也需要下级纪委配合工作，要起到监督作用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性并不强。

　　“谁来监督纪委书记”是近年来十分惹人关注的话题。尤其在曾锦春案发以后，这一话题更是具备了公共价值。人们陡然发现，原来纪委这个曾经的清水衙门也可以成为腐败的阵地，而且稍一放松，就可以发展到借用反腐的名义来行腐败之实的地步。可见，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缺乏监督和制约，总是容易变异的。要想避免纪委腐败，就必须加强对纪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纪委的不受制约主要是在于双规权的无边界性。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在实际操作中，双规对象没有界线，纪委书记想双规谁，就可以双规谁，且不需要掌握证据。这一个在制度设计中的“反腐利器”，也因之被赋予了超越性权力。这就使得双规有时候需要依靠纪委书记的个人品性来保证。如果曾锦春不贪钱只贪权，只是随意双规他人，而不是通过双规权敲诈勒索搞腐败并案发的话，他说不定仍在台上嚣张跋扈。要想纪委书记永葆廉洁，对双规权必然要划定一个边界。

　　除了对纪委本身权力的限制之外，还必须加强对纪委法律框架下的监督体建设。只有在制度架构中存在能够监督纪委的实体，才可言对纪委书记权力的有效约束。实际上，我国法律早有规定，人大、法院和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因此，这种监督体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在党纪与国法之间，人为地进行了切割，从而造成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明确几大监督实体的关系，形成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局面。同时，舆论监督、民众参与监督等“体制外监督”力量也应当有机利用，从而更好地维护监督权的良性运转。这也是对纪委书记群体和纪委自身最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