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全国报纸第一个连载专栏———解放日报的连载专栏是1980年2月开辟的，从此天天连载不断，迄今已坚持28年，而且越办越精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年，我是受命开垦连载园地的园丁。1979年秋末冬初，我从宁夏回到分别21年的上海原单位———解放日报工作。斯时，重新出山的总编王维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领会深刻、思想解放，他倡议解放日报刊登连载小说，为党报联系读者开辟一条新途径。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我。我先后拜访老作家秦瘦鸥、沈寂、田遨等，向他们约稿。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与文学创作暌违廿一载的我，只得硬起头皮，试着重操旧业，亲自操刀，但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自己画的是虎还是猫，这碗饭还能不能吃下去？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为在“文革”时期遭受“四人帮”诋毁、诬蔑的地下党组织和惨遭迫害致死的地下党员平反，使我这个地下党员深受感动。我想，我也应通过作品为地下党“平反”———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刻画他们的真实形象！于是我采访了一批解放前打入日伪、蒋帮警察系统的我党地下特别支部的老共产党员，构思一部“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小说，取名《浦江红侠传》（由丁锡满书题），于1980年2月17日起在《解放日报》上连载。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报纸中按天发表连载小说的首例。报社领导对我很信任、放心。允许我边写边登，通常是写好五至七天的稿子备用。

　　由于上海的报纸破天荒刊登连载，连载又是上海读者久违的栏目，加之所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员与日寇斗智斗勇的往事，很受广大上海读者的喜爱。据发行部门反映，刊登此连载后，解放日报发行骤增数万份；热心的读者一早就站在门口等待送报员，他们一打开解放日报，便迫不及待地先看“张小兰”（读者关心小说中女主人公张小兰的命运，对此连载以“张小兰”称之）。不断有读者来电找我，或询问张小兰的命运、下落，或打听是否确有其人其事，或渴望了解明天登些什么？等等。

　　返沪后的头炮未空放，我稍感欣慰。岂料一桩“对号入座”的闹剧发生了：一位老太自称是男主人公的夫人，天天到解放日报来质问。她认为，《浦江红侠传》是写她丈夫的传记，要求作者在笔下把“张小兰”枪毙掉，由她取代“张小兰”。她说，她才是男主人公的真正爱人，否则就得“腰斩”这部连载！她连续几天守在报社大门口，要报社领导答复。报社领导坚持原则，当然不会迁就她，但总得设法解决。于是由我写一份报告，详细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呈送上海市委主管宣传、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陈沂同志认真作了调查研究，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作了批示，肯定《浦江红侠传》是创作，是小说传奇，而非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并嘱有关方面做好思想工作，终于将此事平息下来。

　　后来，上影厂将这部小说改编拍摄为电影时，据说那位老太又去上影厂重弹老调，并不许以《浦江红侠传》为片名，云云。上影厂出奇制胜，根据小说最后一个情节，取了一个精彩的片名《开枪，为他送行》，剧本经作家兼编剧的高手再创作，人物和故事均忠实于原著且更完美。此片当时在全国发行数百个拷贝，曾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片，在电视台一再放映。

　　将拙作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是著名电影编剧沈寂，编辑是五十年代劳动报的老记者、我的文友徐世华。老沈是柯灵的高足，“孤岛”时期因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令日寇恨。孤岛沦陷后，日寇曾逮捕老沈，严刑拷打，因此老沈对这段生活是熟悉的，编来得心应手。

　　剧本得以顺利通过，演员选定了，摄制组也成立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风云突变，某电影艺术权威认为，当时《游击队员之歌》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子弹均应夺自敌人手中。剧本中怎么可以出现向敌方买子弹的情节？岂非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军的威风？于是剧本搁浅，摄制组解散。我们人微言轻，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诚可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只得去苏州，访问抗日老英雄、苏州市前市长、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朱亚民，请他提供有关史料，争取他的支持。他说，他早就看过解放日报上连载的《浦江红侠传》，表示满意，但认为写得不够，还有很多动人事迹应该写进去。我们问他，是否有向敌方购买子弹之事？他说，打起仗来，子弹消耗是大量的，在战场上缴获的只是一部分，大多是我们自己制造、翻造，还有就是向敌方购买。他还谈起人民如何冒生命危险，把购得的子弹送到我军手中的感人故事。朱亚民同志的谈话具有权威性，迷雾一扫而空，此电影终于得以开拍。

　　在此之前，上海沪剧团和长宁沪剧团先后将《浦江红侠传》改编为同名沪剧，分别由马莉莉、陈萍担任女主角，连演不衰；上海、南京有关出版社还根据拙作分别改编、出版了3种不同版本的连环画，印数高达200余万册。

　　1988年12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城市报纸连载作品研究会”上，我应邀出席，介绍了解放日报开辟连载专栏的经验并谈了创作连载的体会，受到与会同行的重视和欢迎，他们选我担任该会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