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和解案件的行为人从宽处理，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新型办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原来不曾涉及，或者有必要重新研究审视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对当前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某些操作中容易失当的问题。

　　第—个现象，和解案件范围宽泛。司法实践中，以和解方式处理的案件，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轻伤害案件肇始，现已扩展到侵犯财产的故意毁坏财产案件，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案件，扰乱公共秩序的寻衅滋事案件、妨害公务案件，等等。

　　相关问题是，确定刑事和解案件的原则、标准不明确。以追诉权能划分的话，上述这些案件均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公众权益，个人并不具有自诉权能。对公权力追诉的案件，出于当事人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对行为人从宽处理，法理依据是否充足?如果和解案件性质界定模糊，会不会造成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不利于保证法律和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呢?

　　第二个现象，被害人获得赔偿数额巨大。一起轻伤害案件，被害人医治伤情的实际费用可能仅几十元、数百元，而实践中却不乏被害人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元赔偿款的案例，还出现了致一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的行为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上百万元的案例。

　　相关问题是，刑事和解赔偿数额有没有合乎情理的界限或标准?如果认可被害人索要不合情理的赔偿，就等于使行为人付出不必付出的代价，并以此决定对行为人的从宽处理是否有碍行为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有鼓励乘人之危获取利益或“以钱赎刑”之嫌，有损于社会道德意识的培育?

　　第三个现象，行为人附加条件给付赔偿。刑事和解案件中行为人的悔过行为是因，从宽处理是果。但有的行为人倒果为因，对支付赔偿附带条件，要待处理达到某种从宽程度后，再行全额支付赔偿款。

　　相关问题是，从宽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是出于鼓励真诚悔过致歉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以达到正义的目的。如果对不存在真诚悔过、主动积极赔偿真实性的行为予以认可，会不会助长投机欺骗的不道德意识，且使得司法机关和法律后果成为双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或筹码?

　　第四个现象，被害人决定行为人的从宽与否。被害人不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同意和解，行为人就可获得从宽处理，而如果被害人敌意强烈，不表示谅解，那么，行为人即使悔罪和歉意更真诚，处理时也就很难达到与和解情况下同等的从宽程度。

　　相关问题是，行为人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说明他的主观恶性程度低，人身危险性小，给予从宽处理，理由充分。但是因被害人不谅解，有的还是非理性的情绪化表现，即不对行为人同等从宽处理，会不会事实上形成司法裁量权转化为被害人的决定权?这种结果有没有充足的合理性、正当性，实体公正会不会受到损害?

　　第五个现象，刑事案件性质发生改变。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常常要求侦查机关撤回，作撤案处理，使得刑事案件性质改变为治安案件或不作为案件处理。

　　相关问题是，对符合刑事追究条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仅因双方和解而改变性质，发生刑事诉讼程序倒流，是否有现行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持，这种裁量结果是否超出法律限度，形成与严格依法原则的冲突?

　　综上，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正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十分有益，但是贯彻政策是—项综合、系统、复杂的活动，不能简单、片面，用—种倾向掩盖另—种倾向，而应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保证贯彻政策合法合理合情。在立法对和解案件范围、调解主体、程序以及从宽幅度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处理和解案件的执法务必慎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超越职权、盲目扩张适用案件范围和从宽幅度，都不妥当。

　　执法者的责任，不仅是坚定地贯彻政策，还应时刻警惕政策的异化，防止因理解和执行不当，使刑事政策有损于法律的统—正确实施。执法者对贯彻政策出现的利弊、正误问题，应高度重视，多维度深入思考，做到既有效化解即时矛盾纠纷，又保证与长远法治要求的一致性，避免用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法治观误导社会，损害社会的法律信仰，使执法活动切实达到维护司法和法律权威，推进法治建设，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治目标。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