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操纵资本市场的黄光裕，上周只在Google搜索榜上出现了一天就被人遗忘了。不能责怪人们健忘，这个时代有太多新奇的东西。事实上，从禹作敏到顾雏军、到张家岭、到严介和、到黄光裕再到某某某们，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速度惊人，企业家“出事”的速度更惊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和背景有关。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腾飞的开始，大批创业者在那场时代的大潮中崛起，成了著名的企业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速生型”民营企业家，成长周期短，财富累积快，思路敏捷，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无所畏惧，敢于钻营一切可以钻营的空子。因为具有上述特征，这个速生群体似乎生来就带着“原罪”的烙印——— 财富累积的过程或手段经不起法律的推敲。

　　黄光裕事件再次触动了企业家“原罪”或者“中国式资本原罪”这道敏感的神经，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企业家“原罪”这个问题。黄光裕的“出事”虽然至今没有明确定论，但坊间早已心知肚明，不外乎是“操纵市场”、“违规进行资本运作”、“非法挪用资金”及“行贿”中的一种或几种。而“操纵市场”之类的词我们见得多了，黄光裕的背景有多深我们也不熟悉，故而我们猜不到黄光裕的结局。放在法制完善的国家，上述四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一个企业家声誉扫地，但在中国不一定。有些官商勾结的黑幕外界明明知道，但当事人却没事人似的；有些事件被媒体曝了一次光，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就轰然倒地。不是哪一个更轻微、哪一个更恶劣的问题，是哪一个更有“关系”、更有“背景”的问题。这所谓的“关系”和“背景”，就是中国企业家“原罪”的主要根源。

　　不错，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的早期探索时有着诸多不成熟、不规范的地方，这些不成熟、不规范导致了早期的淘金者们轻易累积了大量财富。但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对政治、经济等领域开始完善和规范，尤其是当初凭借不规范手段获利的人再次因不规范行为触动警报的时候，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对同一时期形成的企业进行约束管理。这一放任的后果，是很多企业一再用不规范的手段去获利。为什么官商勾结、操纵市场、行贿受贿等事件屡禁不止？企业家和贪官固然有责任，相关政府部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真要追究原因的话，恐怕不是拘禁一两个黄光裕就能完结。

　　我们的官员们常常讲要培养和爱护企业家，什么是培养和爱护？不是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提什么要求就满足什么要求，也不是办几个学习班，给个名誉地位。如果他的要求是不合法规的，给就是害了他。人不死账不滥，什么叫秋后算账，这个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窃以为，企业和企业家约束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是对企业家的最大爱护，也是防止企业家“原罪”继续遗传的有效手段。

　　两年前，黄光裕曾因涉嫌巨额贷款违规而被调查过，后来不了了之。这件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才牵出了三联商社、中关村等问题。笔者几乎可以断言，如果黄光裕真的出了问题，中国最庞大的家电零售业巨头将轰然倒地，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追讨企业家的“原罪”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必政府不希望看到这个结局。既然如此，及早建立完善的制度法规，改革监管机制和监管程序，让已有“原罪”在身、问题尚不严重的企业家们和新生的清白企业家们从此远离“原罪”的困扰，岂不是一件利民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