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大红花 忧喜两重天
 |
 |
【引子】
上世纪70年代末，崇明县大新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今竖新镇跃进村13小队）畜牧场有个养猪能手徐文彩，他饲养的母猪，平均产仔率逐年提高，直至1977年达到31头以上，创造了世界纪录，为国家和集体作出突出贡献。然而，当时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农村人才，在各种公开场合却是“有实无名”。有关他的养猪经验材料上报时，名字总被“隐去”；公社干部当着一批批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取经的人的面介绍徐文彩时，徐文彩的名字总被一个“他”字取代；县里召开劳模大会，徐文彩虽然到场参加，可是轮到戴大红花表彰时，却没了他的份……这一现象，被当时参加市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来到崇明工作的本报记者贾安坤敏锐地发现。
经认真采访调查，原来徐文彩因有过历史污点，在当地引起不小争议。在当时一切面临拨乱反正、思想亟须廓清雾霾的情况下，究竟怎样评价和对待徐文彩式的人才，怎样“拿捏”一个人的历史错误和现实表现，必须有个明确的导向。本报记者迅速采写《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的报道发表，对徐文彩予以肯定。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无数个“徐文彩”由忧而喜，情动于衷，报恩于国。30年前肯定徐文彩，意义非凡。30年后的今天，旧事重提，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人才，启发良多。
“包袱”
【现场闪回】一
1976年秋冬的一天，崇明县大新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畜牧场，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又迎来一批县外的参观者。
这个畜牧场出名，皆因这里的母猪产仔率高企。那时，整个上海郊区各县母猪产仔率平均不到10头，可这里要超出一倍多。
一开始，闻及这里的母猪产仔，很多人报之一笑，戏谑为“外星猪”。这次，来此参观的是上海农科院组织的一队人马，由科研人员赵方根和马康财带头。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来探个究竟，实地察看这里的母猪如何多产，看看这里的养猪人是否真有“过人之处”。
期盼中，养猪能手出现了，给他们讲解的是畜牧场50多岁的饲养员徐文彩。
徐文彩抱起一头刚产下的小猪，置之于怀，面对猪圈边尽是狐疑的目光，解释道：“母猪提供一胎猪仔，一般要180天左右，而一年只有365天，算算看，最多一年产两胎，平均每胎也只能是十三四头猪仔，要提高产仔率怎么办呢？我给母猪喂中草药，让它膨奶发情，缩短母猪怀胎的时间，两年内可生5胎……”
“啊，原来如此！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饲养员还真有‘两把刷子’！”一片啧啧赞叹声。
末了，大队食堂招待参观者吃中饭。看到香喷喷的兔子肉和黄芽菜炒肉丝，上海农科院科研人员想拉徐文彩一起喝点“小酒”，抬头一望，徐文彩不见了！
“徐文彩呢？徐文彩呢？”
“不要找啦，不能让他来上饭桌的……”有人直言提醒。
此时，徐文彩早已悄悄溜回家里。在队里没吃上饭，老伴朱月娥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钵大白菜。多少次，徐文彩为外地来此取经的养猪同行介绍经验后，在大队食堂都吃不上饭。徐文彩知道，是上面的干部打过“招呼”，要他“回避回避”。徐文彩还真“老懂经”，每每介绍完，自觉地一溜烟“消失”了。
“还是家里的饭菜香！”夫妻俩相视苦笑。
二
1978年3月初，崇明县政府大礼堂“九三”会场。一个号称“千人大会”的会议在此召开。
会议的全称是“1977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徐文彩也被阴差阳错地“邀请”参加大会。他心里甭提有多高兴！看到会议议程里有项“大新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畜牧场介绍提高母猪产仔率的经验”，竟为之一动。
“怎样说才妥呢，怎样说才好呢……”徐文彩在心里一直琢磨着，心想，这次上台一定要把经验介绍好，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多年刻苦摸索的养猪成果。
他准备了一天一夜，打好腹稿。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会场，躲在一旁，念念有词。他想，自己提高母猪产仔率的做法，有几个关键点要说清楚。
8点钟，会议准时开始。徐文彩感到心怦怦响，快要跳出胸口。“莫要太兴奋……”努力使自己静下来。
屏住呼吸，徐文彩竖起耳朵，等待台上领导呼叫他的名字。
“下面请大新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畜牧场的两个饲养员上台介绍经验。先请蔡不郎同志上台……”
谁？蔡不郎不是自己的徒弟吗？坐在最末排的徐文彩，脸上顿起阵阵热浪，他不敢看周围的与会者，生怕有人看破他心里藏了多年的秘密。
懵了一阵，徐文彩马上回过神来。兴许第二个上台的就是自己，师傅压阵吧，领导毕竟是领导，想得真周到。这样一想，徐文彩又来了精神。
徐文彩聚精会神听着台上徒弟说些什么，哪里需要补充，甚至哪里说得不妥，他都记下来。
半个小时过去，蔡不郎发言完毕。徐文彩挪挪屁股，清了清嗓子。
“下面，请李宗贤同志发言！”
什么？又是自己的徒弟！徐文彩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当发现不远处的徒弟李宗贤确实上台时，徐文彩挪在半空中的屁股落了下来，他努力掩饰着自己心里的波涛。
此时，徐文彩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想上台介绍经验，原来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啊！
上午的会议不知是何时结束的，徐文彩全没了心思。后来，回到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现实偷偷告诉老伴。
老伴说：“你呀，还这么天真！等你把身上的‘包袱’卸下来再说吧！”
是啊，徐文彩透口冷气，倏忽感到，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当事人语】
徐文彩：我今年88岁。从崇明搬到嘉定女儿这里住，已经好些年了。那时呀，就是这样。我以前由于学习不够，思想认识不高，犯下了一些错误。经过党和政府以及群众的帮助教育，我逐渐改了。到后来，我响应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一心扑在养猪上，刻苦钻研，几年下来也作出一点成绩。可是，大家总是不忘我的过去，经常算“旧账”、揭“伤疤”，那时我做这做那总抬不起头哦！
贾安坤：1977年9月，徐文彩这个名字开始进入我的视野。我那时在解放日报农村组负责工作，记得有次崇明县的通讯员拿来一个稿子，写的就是大新公社六大队第四生产队畜牧场饲养员徐文彩的先进事迹。当时，养猪能手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对象。因为这是个舆论导向问题。那时，上海郊区农村必须养猪。而养猪业不能快速发展，苗猪奇缺是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对提高母猪产仔率的养猪能手，总是要好好宣传。
接到通讯员的稿子后，正好崇明县委一位领导到我们报社来，我就对他说起这事。他对稿子的真实性没有怀疑，只是提醒不要让徐文彩的名字见报，因为徐文彩有过历史污点。后来，经过一番考虑，我们决定尊重崇明县领导的意见，在稿子见报时，将其中当事人徐文彩的姓名及其事迹删掉，稿子也变成一块“豆腐干”了。这样，我就记住了徐文彩这个名字，并预感他的事不会“到此为止”。
【记者旁白】
徐文彩的历史污点究竟是什么呢？经采访徐文彩本人、当年采访徐文彩的老记者以及徐文彩身边的人，发现原来解放初期，徐文彩作为个体劳动者犯过赌博的错误，赢了80多元，为此受过处分。六十年代初，他又高价出售自留地上的农副产品，赚了40多元钱，受到过大批判。现在，他在养猪事业上干出了常人不能干出的成绩，该不该得到应有的肯定呢？要不要时时刻刻把他的“老底”揭出，“一棍子”将他打死呢？在当时，就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考”。“四人帮”已经粉碎了，其在人们思想领域里的一些“余毒”亟待得到肃清。关键是，要有无惧的勇者站出来……
“拐点”
【现场闪回】三
1978年3月初，崇明县政府大礼堂“九三”会场。为期3天的崇明县“1977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已进行到闭幕式。
闭幕式上一项重要内容，为先进生产者发奖。
喜庆锣鼓敲起，鞭炮响起，大红花戴起。台下百多名先进生产者，一波一波走上讲台，从领导手中接过奖状，个个笑逐颜开。
此时，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副队长的贾安坤，也坐在主席台上。可是，等到所有的奖状发完了，他关注的一个人始终没走上台来。
这个人就是徐文彩。徐文彩不是这次大会的代表吗？怎么戴大红花就没他的份？
经打听，原来两个小时前，有人“策马来报”，说有个村子的母猪产仔出现难产，县领导“点名”要他去处理了。
可仔细一想，真是蹊跷。莫非？
晚上，贾安坤找到会议工作组的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原因只有一个：徐文彩有过历史“污点”，戴大红花当然不行，只能将他骗出会场！
还是这“污点”作祟！难道让它坑徐文彩一辈子？徐文彩可是养猪能手，农村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哦！
一个记者，总不忘“铁肩担道义”。贾安坤决定把徐文彩的遭遇报道出来。第三天，他将写好的《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一文，用挂号信寄给报社。
好几天，没有音信。
一个月后，贾安坤又给报社写信，言之切切，说报道的主人公、报道者等都要求得到“解放”，希望稿子一定见报。
直到4月12日，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右上角，贾安坤看到了自己的文章，一字不漏读下来，基本上“全文照登”。
他长长地吁了口气。
四
“爸，村里干部都在说，你的名字上报啦！”4月中旬的一天，徐文彩的小女儿小鹿听到大队干部在议论爸爸，拔腿就往家赶。
徐文彩正在猪圈侍弄他的苗猪宝宝，头也不抬。“爸，你的事上了解放日报，好多人都说你应该戴大红花！”小鹿俯身对着爸爸的耳朵大喊。
“什么什么？”徐文彩走出猪圈，认真地问小鹿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鹿将在大队部看到听到的，一五一十对爸爸比划着。“难怪我早上碰到一个大队干部，他主动给我敬烟，我都不敢接。回家想了老半天，不知咋回事。小鹿，报纸在哪？给爸爸找来……”
喜从天降。父女俩朝着大队部，一路狂跑……
【当事人语】
贾安坤：我当时写这篇报道时，主要是心里憋得慌，有些话如鱼鲠在喉，想一吐为快。当时，尽管改革开放的呼声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许多干部还心有余悸，“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还在坑人。你要拨乱反正，拨什么乱，反什么正？首先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拨乱反正。所以，我报道徐文彩是有针对性的。当时，一提到徐文彩，就有人用他的历史否定他的现实，对于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表示“吃不准”，这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作怪。这种极左路线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举。人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全都被扼杀了，哪里还谈得上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把徐文彩们“解放”出来啊。
徐文彩：真没想到，解放日报把我写出来后，我好像“咸鱼翻了个身”！上面发的奖状上，有我的名字了。给外地来这里交流学习的人介绍经验时，我能在大队食堂吃上饭了，有时还有老酒喝。县畜牧局的同志经常来看我，给我送资料。县领导也鼓励我好好干。就在1978年夏天，我去县里参加一个会议，县领导都拉我合影，问我多少岁，点名表扬我。第二年，我还被评上市里的劳模。就连我的家人，也能抬起头了。以前，大女儿晓燕从上海师大毕业后当老师，二女儿晓萍在嘉定曹王公社做广播员，都曾因我过去的错误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一时感到，头上戴了10多年的“紧箍咒”拿掉了！卸了心里的“包袱”，我养猪更发力，浑身是干劲！
【记者旁白】
记者对徐文彩提及30年前的往事，老人顿时来了精神。他从枕头旁取来一个小木盒，拿出解放日报刊发的《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那篇文章，报纸早已发黄起皱了。老人眼含浊泪，嗫嚅着，这文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报纸就是他的“生命纸”！此报道发表前夕，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大家都来做‘伯乐’”的呼声此起彼伏。《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那篇文章没有“失语”，而是一语道破“天机”：徐文彩在农村养猪事业上也堪称“良马”了，上海郊区广大农村恐怕也不止一个徐文彩，多么需要“伯乐”去发现、培养啊！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时的“伯乐”，就是要廓清笼罩在人才观念上的雾霾。
“激浪”
【现场闪回】五
1978年4月12日，《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见报后，反响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信件、来访、电话……解放日报总编办公室的同志忙碌开了。拆开一封封来信，仿佛看到一颗颗火热的共鸣之心。有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界人士寄来的信纸上，还留有泪痕斑斑的印记。
———拨乱反正，说出人们心里话。徐文彩所在的崇明县大新公社革委会来信说，这篇文章登得及时，表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徐文彩的先进事迹，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端正思想路线，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扎扎实实把养猪生产搞上去。
———建议报纸对类似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湖北宜昌市水泥厂工人叶宏跃来信说，“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在报上展开讨论，可使人们分清是非，增强斗志。上海吴淞化工厂干部吴高春来信说，在提干、参军、上大学、评先进等各项工作中，过去的确常有用历史否定现实，以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否定本人表现的事，使不少优秀工人、共青团员，甚至共产党员，得不到重用和重视，埋没了优秀人才和先进人物。
———要求正确看待类似犯过错误的人。上海手表四厂俞建新来信说，他们厂金工车间也有位年近六旬的师傅，几十年任劳任怨，技术一流，在制造国内第一台直线式夹板组合机床中，担任整个电器部分的线路设计和安装工作，使该机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因这位师傅解放前讨过小老婆，故评先进时屡屡被“刷下”……
此等反响，如弦拨弹，如石激浪。
【当事人语】
贾安坤：没想到文章发表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解放日报在当年的4月29日将读者的意见辑录了一份《情况简报》，也就是“内参”。写此文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在对待人才问题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就是要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余毒”。
【记者旁白】
《徐文彩该不该戴大红花》这篇报道，不仅仅告诉我们，要如何正确对待有过历史污点的人才。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30年来，我国的人才观念、人才政策、人才标准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纾解人才匮乏的困局，开创出适应时代和事业发展需要、可谓人才辈出的局面。
其实，早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金无足赤。人才往往有缺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我们敢用那些有过错误而又有创造精神的人才，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才观。
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举。怎样着眼时代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开创人才辈出的局面？对待人才，就是要做到真诚团结、充分信任、热情关心。人才成长有规律，我们使用人才，不要怕他有个性、有弱点甚至犯过错误。在当时，就是要正确看待“过失之才”，解决能不能用的问题；合理使用“过失人才”，解决如何使用的问题。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人才问题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未来20年，中国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选好用好人才是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上海要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一定要把人才环境营造好。要优化人才政策，构筑人才高地，以事业、感情和待遇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创新潜能。要宽容失败、宽容“高傲”，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敢为人先的氛围，不断激发人才的创新热情。
进一步说，上海目前正处于新一轮跨越发展关键阶段，在世界金融危机等新情况下，上海要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攻坚克难，逆风飞扬，不仅需要信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人才。诚如培根所说，“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逆境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奇迹和成才成功的机遇，在实践中刻苦磨练是人才成长的根本途径。因此，在上海目前经济发展的艰苦环境中，更应对人才砥砺其思想，磨练其意志，增长其才干。
不变的是人才，变化的是观念！不妨谨记。